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4)

人气指数:点发布时间:2013-10-29 11:47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汤洪黄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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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历史意识的变化是导致"三危"注解歧义的根本原因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大致已看出"三危"这一语词的流变历程。在先秦典籍中，"三危"以一种神话意蕴相对浓厚的指称方式指代"西极之山"，这座山位于大地中央"昆仑"之西方，若想从昆仑抵达此山，尚需经过流沙、沉羽等地。先秦时代的典籍撰写者似乎都没有混淆这一概念，当然屈原《天问》"三危"也毫无疑问承载着这一语义。《山海经》、《尚书》、《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典籍所记"三危"无一例外皆是此种语义的印证。甚至直到东汉，"三危"都还没有产生太大歧义。自郑玄注《尚书》和张揖注《汉书》后，"三危"便逐步走上了"中原化"、"本土化"的阐释历程。再经杜预注《春秋左传》、《水经》以及郭璞注《山海经》的进一步演化，"三危"从鸟鼠山之西不断向西推进至敦煌，但此时的"三危"尚只是敦煌境内一个模糊的并不确定的山名。到唐代《括地志》认定敦煌卑羽山为"三危"后，"三危"就正式定型，成为后世不刊之论。从遥远的西极之地到九州临近中土之域，从一个半神话半传说半历史性的飘渺悠远所在逐渐坐实为一处实实在在的中国山峦，"三危"最终形成了我们今日地图册上可以查阅的西部山峰。事实上在先秦典籍尤其是以浪漫幻想见长的文学典籍《楚辞》之中，这种原本带着相当浓厚的神话虚幻色彩和渺茫空阔的指代特征的词汇，往往在后世的注解中都在不断经历着具体化、实证化、明确化的过程。"三危"如此，《楚辞》中其它地理名词也大多经历着这样的命运，"流沙"〔45〕、"赤水"〔46〕、"不周"〔47〕、"西海"〔48〕、"悬圃"〔49〕、"崦嵫"〔50〕、"西极"〔51〕、"昆仑"〔52〕等，无不具有此种特征。

　　客观说来，这种历史性地理名词在后代阐释史进程中的讹变，我们已经很难准确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及社会因由，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同时也少不了更深层的主观因素。先秦典籍流传时间久远，从而客观上难免形成所谓的"训诂茫昧"〔53〕。于此之外，由于不同时代的学者受到各自时代知识储备度、思维方式、观念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权威话语模式的影响，由此而导致人们主观上对于古代典籍及其内容的不同认识与评价，乃至于对于同一个概念、名词、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可能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归根结底，这便是一种人类历史宏观地演进变化着的历史意识，即对于人类演进着的观念意识本身的意识演变状态。这种历史意识与人类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根本方式有着深刻关联。借用西方当代阐释学的观点，世界、历史与文献的存在首先是，而且也只能是在人类的"认识"与"理解"中的存在。"三危"也好，"昆仑"、"崦嵫"、"西海"、"流沙"也好，所有屈辞文献中的地名、概念和语言形式只有经由人们，经由学者的理解、阐释和流传才能获得自身的历史命运。而在每一个学者的理解与阐释的背后，都本质性包含着对于阐释对象的某种误解和成见，或者说某种特定"前见"或"前理解"。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就认为："一种诠释学处境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前见所规定的。就此而言，这些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因为它们表现了那种我们不能超出其去观看的东西。"〔54〕西方阐释学前驱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角度奠定了这种阐释学的理论根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55〕中国历代学者注释先秦典籍，毕竟都处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语境之下，这种特定的时代文化条件必然决定了不同的屈辞学者对于屈辞研究与理解的特定"文化视域"与"文化前见"，这是任何一个学者都无法超越的思想界限与历史界限，由此自然形成整个屈辞注疏传统流变的特定"效果历史"。中华文化在先秦以及更早时期的神话创始时代获得奠基以后，经由先秦以儒家为主的实践理性精神和道德理性精神的洗礼，远古时代人类遗存的诸多色彩瑰丽的浪漫性文化信息和历史信息逐渐经受着后世的改造和选择。汉代以后，特别是像汉唐明清这样的盛世王朝时代，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以及中华文化自身的统合性内在驱动力也必然要求将一切异域之物、神怪之说、不经之谈、迂阔之论整合到一种严整通透的言说秩序之中，甚至于使之成为一种权威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而任何经典文献的注疏阐释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正是这种国家意识和历史意识自足流转演变的具体显现。由此而令我们看到，原本神话传说中虚幻迷离的"三危"这座"大地极西之山"，最终如何演化成了中华九州域内的"鸟鼠之西"或"敦煌西南"的"峭绝三峰"，如何成就为"普天之下"的"王土"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作为后世学者和阐释者，作为文化的传递者和耕耘者，如何尊重原典，如何从文献本身出发，从原初的历史事实与历史情境出发，尽量剔除所有主观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尽量接近最初屈辞道说者和阐释者的原始意义，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和文献本身的面貌，或许是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思考的又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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