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学科设置的综合性与独立性。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曾经兴起一阵“素质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热，从开设课程到设置机构，着实热了一阵。但是，理论性的主张抵抗不了制度性痼疾和功利性的追逐，结果很快便成为过眼云烟。反思这个短命的风潮，其实有两点启示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教育不能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实现它的功能；第二是素质教育不能搞“拼盘化”。这场素质教育运动热本身就是来自于功利驱动，亦即学生就业的需要。所以，其过程本身也必然充满了功利性设计——学科之间的常识性的补课，其中主要是为理工科学生开设若干人文学科的课程，把一种培养“现代人”的完整教育变成了“拼盘”和“调料”的配制过程。在这场运动中，大学语文被作为了一种首选工具。但是，这里最大的缺憾是把大学语文的功能碎片化，成为单纯功利性的知识分解。
　　毫无疑问，功能或者功利性需求是一切教育活动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教育的全部目的。“听、说、读、写”是一般性的语文教育功能和目的，大学语文教育首先要把这几项功能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素质教育的拼盘化就是因为缺少了综合一体化的环节，缺少对于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的深度理解。大学语文的教育内容要跨越多个中文二级学科，这不只是教学内容的扩大，而且要从组合性的中文专业教育定位转向系统性、独立性的中文综合教育定位，强化其作为综合性中文教育独立专业的属性。大学语文不是中文专业各个二级专业的简单组合，而是广泛涵盖并且高度提炼各个二级学科精髓，并与其他专业并立的独立专业，或者说是中文学科专业教育的简约化和经典化。
　　大学语文以系统性、独立性的设置跨越了文学与语言的界限，也跨越了中国与外国的界限。大学语文不只包含中国语文，也应该包含人类文化。温儒敏提出，在通识教育中要学生“读人类最基本的书”，也就是要读人类文明的经典[1]。在中国的人文教育中，我们什么都不缺，最缺的就是关于“人”的教育，最缺的就是关于人类意识的培养。大学语文教材的教学中应该增加对于国外、世界其他这种人类人文精神的一种渗透和理解。在以往的通识教育中，主要重视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培养，缺少“品格”养成和审美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作为中文学科的一种集合，不能忽略专业审美教育的本质属性。忽略了这一点，就会把大学语文教育混同于一般的“通识教育”。应该从思想评价、政治评价这种学术评价惯性，转移到个人评价和感受评价的评价尺度上来。众所周知，我们从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就受这样的训练：
　　在老师的带领下，对于一篇课文首先要分析“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而且都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就是“通过了”什么、“歌唱了”什么或者“批判了”什么、“表现了”什么之类。这个固定模式就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来自于“政治标准第一”的教育理念。我们在接受和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不必急于进入这种思想道德和政治判断，应该在一种个人感受和艺术审美阶段多停留一下。我们先不必追究它歌颂了什么、表现了什么，而首先要感受它美不美、好不好、感人不感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本色，大学语文的课程和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应该强调审美功能。目前，大学语文教师大都有着与专业教师相同的教学和科研方向，甚至也按此来设计自己的课程。这是中文教育的一种正常需要，也是教师的一种应有的学术权利。但是，还应该进一步把大学语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学科专业的确立与成型，需要学界中人长期的选择和提炼。这里要求大学语文教师比中文专业其他教师更要有超凡的史识和卓越的审美能力。因此，这门课程对于师资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教师的知识结构不是简化了而且是扩大了。当下大学语文与中文专业教育同质化，就是学科独立性的消失。
　　第三，教学活动的实践性。大学语文与其他中文专业的教学活动方式有所不同，它更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性活动，即在知识把握的基础上，更要增加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大学语文教育过程中，除了写作和表达能力之外，审美鉴赏也是一种技能。作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专业的中文教育已经被过分学术化、学院化和理论化了，侧重于知识拓展和思想的提高。如果不用一些别人似懂非懂的学术语言，似乎就不足以显示出经过了专门训练的学术水平。这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学理性其实不是切近学术研究的本质，而是更加远离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大学语文教育具有明显的实践性要求，更要侧重于语文的应用能力培养。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大学语文学科性的确立不只是教学内容的扩大，同时它也要求我们教师知识结构必须相应扩大，所以我说做一个好的大学语文教师是很难的，是不容易的。
　　三、大学语文的功能与课程体系问题
　　第一，大学语文教育的功能定位。大学语文在大学文科教育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作用和功能？2004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大语年会第十届会议是中国大陆大学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提出大学语文的性质就是要在“高校素质教育”范畴中来界定：“大学语文的素质教育具体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贯彻人文精神、培养人文态度、贯穿人文内涵，即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合而不同’。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等等。”[2]十分明显，这一界定极大地提升了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但是如此多的教育目的和标准，几乎就是“完人”的教育，大学语文要真正承担起来恐怕是勉为其难的。近几年，有些学者为了提高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强调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社会功能，又提出要把大学语文教育提高到和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一样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语文承担着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或者复兴传统文化的大任，努力将其功能和地位向政治思想品德教育靠拢。当代中国太习惯于把重要与政治等同认识，一旦认为什么重要，就要把什么“作为政治任务”来抓。钢铁是政治，粮食是政治，连“家电下乡”和摊派购买果农产品都是政治。
　　这种泛政治化的最终结果，必然使工作变形或变质，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是。针对学科内外长期以来对于大学语文的忽视，作为一种学术权利的呼吁和教育完善的建议，我们把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都不过分。特别是在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中，要想得到决策者的认可和重视，作为一种策略，打政治牌，来增加学科的分量，往往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我们学科的自我定位上，一定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并以此对大学语文教育做适当定位。
　　大学语文教育不能重蹈政治思想理论课的覆辙，应该对其功能和地位进行适当定位，弥补当下教育的缺失。而且，有时候把一件事理解得纯粹一些可能更容易把事情做好。大学语文的功能必须恪尽职守，保持特性。大学语文就是大学语文，“不用之用”才是其本色，不应该承担过多的分外的工作。如果将其视为同其他思想理论课，反而淡化了其特殊性。应该突出其传承文化、提升品位、提高能力的作用。要从强化文学作品的社会思想评价和作家的政治立场评价，转向审美评价和文学史价值评价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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