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革命己成为催动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的技术引擎，但这一语境中的文学能否真正延伸成为文学发展的历史关节点，推进转型中的文学健康前行？在由传播媒介引发的文学新生与守成的博弈过程中，中国文学是否还有创新的活力？基于此，我们必须确立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建构的理念，以确保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面前，还有足够的自信悉心地呵护文学，使它既能坚守又有发展。此时，我们需要找到能顺应新媒介变革、又能福佑中国文学前行的建设性维度。
　　转变观念、调整对文学的理解方式、建构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文学观，这是当下文学创新的前提。尼葛洛庞帝说过，“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①。现在看来，数字媒介决定的不仅是我们的生存，还有文学艺术的生存。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②，变则通，通则久。当“数字化生存”成为人类不可逆转的生存方式，文学的数字化存在就将成为文学史的现实存在。此时，最需要做的就是高扬通变的旗帜，重塑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观念。电脑艺术、网络文学、手机创作等，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科技环境相适应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表达。我们只有立足现实、超越传统、实现知识视野和观念模式的更新，才会有文学的进步与创新的活力。今天，数字媒介的技术力量，己经使文学的存在方式、功能方式，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学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都发生或正在发生着诸多新变，因而传统文学的观念形态也必须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有所革新，这样就可以由观念转变推动理论创新，由理论创新达成理论创新体系。由此，我们才能把数字媒介对于文学传统的挑战变成文学在涅槃中再生的契机，在迎接挑战中建设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新文学。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仍然需要践履人类赋予其精神原点的价值承诺，让新媒介成为建构新世纪文学的有效资源，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立场。面对传统文学与数字媒介文学并存的发展格局，应该以兼容和互补的立场，确立文学多元发展的层级模式，让数字媒介文学成为传统文学的必要补充和有效延伸。需要确认的是：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及其精神原点永远是本位和本体的，它们是文学发展之根和文学观念之源，需要亘久的绵延和持续的坚守，即使文学要变也要将之视为改变的依据，任何新媒介文学都需要将它作为发展的前提，并以不断创新的业绩给传统的文学精神以生命滋养，而不是让数字媒介淹没伟大的文学传统，用工具理性覆盖文学的本性，用新媒介的技术力量吞噬文学的审美品格。质言之，文学是一种人文精神性的价值存在，它浸润的始终是创作者的审美情怀，释放的是审美化的诗性魅力，营造的是人性化的心灵家园。当一种文学止于媒体突围却尚未实现艺术创新和价值重建时，人们对它的疑虑是必然的，因为它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是未经证实，也是处于悬置状态的。如果数字媒介文学的时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媒体革命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它一定得不到现实的承认和尊重，其合理性亦将不复存在。从此意义上说，新媒介文学永远需要从传统的精英文学中汲取营养，坚守人文审美的价值承诺，并用新媒介拓展文学的新空间与新价值；同时，传统文学也要在调整与转型中吸纳新媒介文学的新鲜经验，在丰富和改变自身中重塑文学的新境界。
　　总观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次次的媒介变迁从未中断文学精神原点的历史赓续倒是新媒介的不断涌现赋予了文学更替以新的资源。历代文人的写作由甲骨、钟鼎、木牍、竹简而絹帛纸张，由刻刀到毛笔，由毛笔到铅笔、钢笔、圆珠笔，这些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的更替和进化，并没有影响反而推进了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进入20世纪后期，人类发明了电脑和网络，诞生了数字媒体，键盘鼠标和界面操作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书写印刷和纸页阅读。毋庸置疑，这场媒介革命必将引起文学的巨变。但是归根结蒂，媒介还只是创作工具，载体和传播工具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人类赋予文学的精神内涵。“变”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变，永远都是相对而辩证的，数字媒介只能给文学传统以新鲜的力量，而不能成为它的掘墓者。有作家敏锐地看到这一点：“网络文学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文学本身？比如说，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f?另有作家给出了这样理性和乐观的答案：“只要人性没有变，只要人类对美、对爱、对理想和幸福的追求没有改变，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会改变。不管科技如何革命，不管书写的工具和传媒如何花样翻新，文学仍将沿着自身的规律走向未来。”这是理智和令人信服的见解。
　　面对新变的媒介载体和不变的文学本性，还要确立一个调控、引导与主体自律的约束机制。互联网上的虚拟生活及其自由写作就像一个开放的实验室，把人性的丰富性与创造性、个性的多样性与局限性，都鲜活毕现地展示在公众面前。在这个虚拟、自由、兼容而共享的空间，极容易出现滥用自由、膨胀个性、无限张扬欲望的现象，从而导致意志薄弱者放弃伦理责任和道德约束，也容易使他们视网络空间为“电子烟尘”的集散地，甚至是藏污纳垢的“无沿痰盂”。我们不愿看到的是，网瘾、网恋、网络黑客与计算机病毒等负面文化，以及网上欺诈、网络黄赌等网络犯罪现象的滋生，不时地玷污网络空间，甚至让虚拟世界的道德败坏成为现实社会德行失范的诱因，导致造福苍生的信息科技偏离其人文的准星。因而，实施对数字媒介的必要控制，倡导网络空间的主体自律，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操守品格，还关涉到这种文化空间的净化与健康，乃至于社会的精神文明、文化建设、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如前所述，数字媒介在给予主体以较少限制和更多自由时，可能导致这里的文学活动松懈本该秉持的艺术操守与道德承担，而让信手涂鸦之作、无效乃至于有害信息挤占文学空间。有一网络写手这样说：“在网上，不想要法律就没有法律，不想被管制就不被管制，不想有规则就放弃规则一还有什么东西比网络更让我们疯狂的呢!”?不过应该看到，事实上，即使是最自由的网络空间，也要保证自由与限制的统一。姑且不说这里存在着人文伦理和相关法规的限制，计算机视窗系统（如Windows)尚未开放的“信息源代码”就是一种天然的约束和限制，而“电子牧场”潜在的技术监控更是无时不在，高技术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无时不在地左右着显见的信息权利分配，这是赛博社群的自治伦理和网际生活的自我伦理共同构筑的虚拟生活的伦理框架。因此，“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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