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健全“他律”与“自律”并存的约束机制，也许是庇佑新媒介文学健康前行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在此，“他律”指的是国家调控的法律法规约束，当然也包括研发必要的技术软件⑤以监控网络的不良信息，设置文学主体行为的“数字边界”，倡导或引导高品位的文学艺术创??张抗抗：《网络文学杂感》，《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日。
　　如近年电脑软件市场出现的“巡视软件'“黑名单软件'“因特网内容选择平台'“中性标签系统”等，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过滤掉一些网络上的违法或有害信息。而“自律”贝提培育主体在数字媒介下的信息伦理观念，倡导“慎独”精神，以自我约束坚守文学的人文本位。因之，与传统文学一样，数字媒介文学仍然是人的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的精神家园，仍需打造灵魂的健康，培植坚挺的精神，在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中添加人性化的伦理装备，重视信息科技之于文学底色的价值赋予，要借助新媒介做好自己的“道德文章”。说到底，网络上的自由写作还是个人自由与道德限制的统一，一个网络写手如何利用这种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张力，首先必须遵循信息空间的公共秩序。譬如，上网写作需要像传统写作那样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又需要服从电脑操作的技术规范，而这两种约束都必须基于个人、社会和他人的共同需要，统一于科技伦理、人文操守和艺术审美的共同设定。这样就会有利于文学创新、技术进步和人性健全的共同理想，让新媒介文学更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走向和谐与文明，而不是本末倒置，造成技术对德性的排斥或机器对心灵的伤害，更不是把人和文学都变成“技术的奴隶”，导致科技发展水平与人文道德、文学创新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巨大落差。如果说科技以人为本，文学以人为限，那么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就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架设艺术的桥梁，它只能为技术的人性化加载伦理的亮色，而不是用数字技术的锋刀斩断道德底线和艺术良知。
　　与此相关的是，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新文学构建还要解决另一重要问题：即文学的技术化或曰文学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数字媒介源于高新信息技术，新媒介引发的文学转型首先是由技术载体的分野引起的。但技术不等于文学，技术优势也不等于文学强势。说到底，文学是源于人的精神和心灵而不是技术，技术只是文学借助的工具，它应受制于文学的艺术目的，为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插上创造的翅膀，而不是以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毫无疑问，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但文学的价值命意又是超越技术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无论多么神奇，它仍然只是技术而不是文学。技术可以具有“艺术性”，而文学艺术则不能“技术化”，因为技术作为文学的道具，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创造。技术要转换成为文学是有条件的，它只能在两个层面与之结缘：一是工具媒介，二是理解世界的观念。前者是文学创作借助的手段，后者才是真正让技术介入文学内核并对之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即技术化生产方式导致的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自身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深入体察和把握。当前的一些新媒介创作如网络文学等，之所以被讥之为“灌水”、“马路黑板”、“乱贴大字报”等，就在于它们多是在工具层面体现数字媒介的技术特性，却未能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进行审美创造，以至出现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工具理性替代诗性智慧、以技术的艺术化替代艺术的技术性等“非文学化”或“准文学化”的现象。技术是功利的操作，文学是精神的凝聚；技术像庖丁解牛一样实现驾驭规律的自由，文学创作则如春蚕吐丝般酿造生命的境界。同理，数字媒介技术能为文学插上科学的翅膀，但它飞翔的目的地应是艺术审美的殿堂而不是技术的作坊。
　　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创造増加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是借助新技术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在传媒技术愈来愈艺术化的创作语境中，文学有时还需要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与技术霸权的“赢家通吃”相抗争，让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遵循艺术的规律而不是屈从技术的设定。只有这样，才能用数字化传媒重铸中国文学的历史，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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