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折旧率对投资的影响方式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中所揭示的折旧率与投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地区２９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在固定效应回归的输出结果中包含一个Ｆ检验，结果显示强烈拒绝混合回归可以接受的假设。但这种检验方法并不有效，本文进一步通过ＬＳＤＶ法来考察，由于篇幅限制，结果不详细阐述，但结论与上述一致。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的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显示，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说明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
　　折旧率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预期相符，这说明折旧率和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折旧率曲线近似于一个“倒Ｕ型”曲线。这表明折旧率对投资的边际拉动效应递减，折旧率越高，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越小。
　　因为上述模型仅为检验非线性关系，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所以变量的系数可能存在偏差。检验结果是在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以后得出的，为保证对结果解释的直观性，本文省去了折旧率二次项。投资是经济中的核心变量，很容易和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决定采用两阶段系统ＧＭＭ模型。从表５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说明模型都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折旧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基础工业的折旧率与投资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提高折旧率可以促进投资，这与假设１的预测一致。
　　工业总产值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产能越大，需要投入的资本量也越多。从资本使用者成本上看，税收系数显著为负，税负水平越高，说明企业经营的成本越大，投资就会越少，这和一般的经济学直觉是一致的。但是工业品与投资品的相对价格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和经济学直观，即相对价格越高，投资越多相矛盾。可能的解释是从总体上看，市场价格信号对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基础工业部门并没有形成，因为这些部门大多是垄断性行业，对于这些行业来说，投资具有非理性成分。
　　基础设施条件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证明基础设施越完备的地方越能吸引投资。但滞后一期的ＧＤＰ增长率和工业化程度对基础工业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基础工业领域的投资可能并不是很依赖于当地市场的规模，而更可能依赖于资源和政府的导向，这和基础设施的正效应也互为印证，也就是说基础工业的产品可能并不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是会输出到周边地区。
　　２．区域差异分析
　　政府干预和折旧率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越多的地区，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效应越大，这就验证了假设２，这一结论与上文中提到的区域间政府干预水平的差异相结合，将对下文中讨论的折旧率对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
　　为了探究不同区域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性差异，我们将区域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后得到模型４。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区域虚拟变量与折旧率的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要高于东部。比较两个系数的大小又可以发现，西部地区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要高于中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四个方面。一是由于折旧率的区域差异特征与此基本一致，在折旧率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就会产生敏感性的差异。二是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干预较少，根据假设２的结论，也会导致东部地区投资的敏感性较低。事实上，前两个原因是相互联系的，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出，折旧率的区域差异特征和政府干预水平正好相反，这可能意味着政府对投资的干预使投资活动效率低下，压低了基础工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同样是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西部敏感性程度提高。三是地区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东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较低。根据沈红波等的研究结论，金融发展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小，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方，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大。东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较小，投资活动对折旧基金的依赖性较弱，从而降低了折旧率的敏感性。四是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设备等比东部地区落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更加具有增加投资、更换先进生产设备的动力，因此更加能够利用折旧率提高带来的优惠作用，故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程度更大。
　　３．稳健性检验
　　（１）由于本文的样本时间区间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这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整体上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不同年份的宏观投资政策也不相同，因此控制宏观政策对结论的影响是有必要的。我们首先控制２００７年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２００７年之前为０，２００７年之后为１，结果发现中西部地区的折旧率敏感度在２００７年之前比东部地区分别高０．０７３１和０．０３０２，２００７年之后分别高０．０２和０．０５６８，各系数均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２００７年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结论并不造成影响。同理，在考虑了２００８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折旧率敏感度差异分别从２００８年前的０．０３６９和０．０４５３变为０．０４５９和０．０７４１，其中四万亿投资计划对中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本文结论也不构成影响。限于篇幅，实证结果将不做汇报。
　　（２）内生性问题。折旧率的选择和投资决策都是管理者自主制定的政策，那么就存在其他缺失或无法观测的因素共同决定折旧方式的选择和投资决策，使得他们出现了本文实证中所发现的关系的可能性。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将投资额的一阶差分和折旧率的一阶差分进行回归，结果发现系数为０．１５５８，Ｐ值为０．００００，这说明折旧率的变化对投资额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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