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学者将法教义学的功能概括为（1）整理与体系化之功能。（2）稳定功能：一旦被认可为“有效”，则可保证就同样案件作同样之裁判。（3）减负功能：教义学提供公认的解决模式，若无教义学之存在，则每次都必须考虑一切可能的解决模式。（4）禁止否定功能：不能无理由地、未经理性论证地否定。若要在实务中作出不同于教义学之裁判，则必须给出“更优之论证”。（5）法律适用上之拘束与革新功能：一方面限制了法律家处理法律文本之自由，对于法律适用与法之续造具有拘束效力；另一方面也通过法解释和续造使法秩序具有弹性。（6）批判与续造功能：重新检验旧的解决模式，提出新的方案。[20]这为丰富我们对法教义学的实践意义的认识提供了进一步的知识来源。
　　三、中国宪法教义学的具体展开
　　（一）中国宪法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宪法学研究，由于其较之传统的刑法、民法等更多地受制于政治过程，因此较少地发展出独立的体系和较系统的理论。如果和刑法、民法相比，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宪法学自身的历史发展时期也较短，因此并没有太浓厚的法学的色彩，而更多地关注政治运作的过程，比如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分配问题，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等。考之世界各国宪法学，无论是英、美[21]，还是法、德[22]，其学科发展都比如刑、民法等有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
　　就中国而言，宪法学虽然在民国时期，在当时的留美留欧的学术精英的带动下，曾经有所发展，也涌现出一系列的宪法学著作，[23]但新中国成立后，拒绝了民国发展起来的法统，而另起炉灶，宪法学研究，乃至广义上的公法研究，都沦为政治的附庸，讲国家和政治为重，而忽略了法学自身的学科特点，老一辈宪法学家如肖蔚云、许崇德等，在积极参与国家立宪进程的同时，也在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而诸如韩大元、林来梵等[24]，更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门，在发展宪法解释学、推进更规范的宪法学研究方面开辟了一篇新天地。但中国宪法学的真正繁荣，还要归之于政治宪法学派在中国的兴起这一标志性事件。[25]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地方在于，由于政治宪法学的横空出世，法哲学领域长期讨论不断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张力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
　　有学者认为政治宪法学将事实问题引入规范研究领域，从而游移出纯粹的法学研究之外，而跨入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领地，[26]但笔者更认同林来梵教授的说法，其在宪法解释的大命题之下，将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划分为传统的宪法解释，即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政治宪法学的宪法解释以及从法哲学角度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方法，从而试图从规范法学的领域内部，通过对宪法解释的不同路径的阐释，来把政治宪法学等容纳进来。[27]
　　本文对此表示认同，并认为法学研究应当基于规范角度来展开理论叙述，对现实有所回应，并对现实保持一定的批判态度，而不能纯粹为政治作解释或辩护。在这方面，宪法学也不能例外，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宪法学承载着一个国家人民对自身所信奉价值的总决断，因而宪法学研究更应当有所批判，从而能保护公民权利、维持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方面，在维护“有限政府”的立宪核心理念方面有所担当。[28]因此基于本文前面阐述的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接下来对宪法教义学的部分核心问题作一简要阐释。
　　（二）中国宪法研究教义学体系的建构
　　如果说刑法、民法领域由于其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之中，已经逐渐形塑出教义学的自然气质的话，那么宪法教义学则还处于很初步的阶段，有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宪法教义学还仅仅只是“初阶”，[29]更何况我国宪法尚面临无法在法院得到实施的窘境之中，因此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规范面向仍然有待于完善。
　　（1）体系化是目的
　　如前所述，法教义学有两个面向，应用于司法实践中，就是解释，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则体现为体系化，[30]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宪法教义学的研究。由于中国宪法尚无法得到司法适用，一种体系化的研究路径，比之解释学的研究路径显得更为可取，可以为将来的宪法实施作一些初步的积累，凝结出一系列的概念命题，为司法实践打下基础。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法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其指向的是现实中争议问题的解决。正因为如此，为法律人解释法律和处理案件提供框架性的方法和知识指引的法教义学就是法学的核心工作。
　　（2）基本权利是着眼点
　　如果说体系化是教义学宗旨所在的，那么基本权利就是宪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它有三层含义。
　　首先，现代政治是权利政治，其所追求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控制机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维持政治的基本运作。现代政治同时又是宪法政治，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和最高法，既是法治原则的最高实践，同时也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诉求，其背后所凝结的就是人民作为主权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政治决断，其价值取向只能是自由和民主[31]。
　　同时，现代政治是法律之治，而法律之治其宗旨所在就是致力于实现政治运作过程的规范化，排除武断和恣意，同时法律自身蕴含着某种正当的诉求，其所内涵的道德正当的来源即在于每个人的主观诉求。
　　最后，权利是法律实施的核心。诚然，法律的实施有多种形式，凡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法律规范的要求和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贯彻和实现的活动，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乃是宪法实施的问题。由于宪法在现代立宪政治中起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配置器的作用，其实施也相应包括一系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正常运作和公民的主观权利诉求的一系列保障，但无疑后者应被视为宪法实施的核心命题。
　　也正是基于此，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学研究，最终指向的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体系，[32]对于中国宪法而言，有学者更是主张“宪法的选择适用”，试图在甄别拣选现行宪法条款基础上，整理出作为宪法实施的核心的权利体系，[33]而具体到对于宪法基本权利的研究而言，体系化的自觉也正在中国宪法学界有所体现，[34]因此可以说基本权利的体系化，可以视为宪法教义学的核心命题。就具体的体系整理而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基本权利的体系化应该以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概括性条款的解释为中心，并在基础上通过对宪法第33条和第51条的整理建立起初步的基本权利体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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