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浪潮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三大结构性力量共同塑造的农业转移人口，一直以边缘化、低融合甚至疏离的非整合状态存在于城市。在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这一群体的未来演化走向得到高度关注，因为关系着未来的中国社会能否从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分化-隔离-冲突，走向城市化完成阶段的融合与再整合，建构一个以中等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结合中国城镇化的独特道路模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自然成为社会再整合的基本前提和必经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必然是首要责任主体，以共享和普惠为核心理念支撑的公共政策，则是推进市民化和再整合的关键机制。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政策；社会再整合
　　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催生出一个总量达到2.4亿人的特殊社会群体——农业转移人口，他们的一端依然连接着农村的家家户户，但另一端已经逐步在各级各类城市聚集，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城市常态化存在的一个社会群体。作为市场化、城市化和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共同塑造而成的产物，这一群体规模巨大、分布广泛，在城市中他们往往因为户籍身份、居民权益、居留走向、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等方面处于不均等或低融合状态，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悬置和边缘化地位，城市社会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旧有平衡被打破、新型秩序待重建的非整合状态。这种非整合状态一方面表现为活力充沛，另一方面又张力十足，各种隐性的疏离和显性的冲突不时以各种姿态出现。在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实现社会再整合成为未来城市化的中心议题；而这种再整合能否逐步实现，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1一个传统议题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下的再聚焦
　　社会整合是经典社会学家关注的一个传统议题。斯宾塞认为，社会整合的核心，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赖；二是社会对社会结构的各部分能够有效地协调和控制。在帕森斯看来，达到“整合”状态的社会，有两大特征，一是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二是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郑杭生所定义的社会整合也许更贴合中国现实：“社会整合是指社会利益的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过程。”[1]
　　无论如何表述，社会整合的意涵既指社会的一种状态，一种较为平衡稳定的社会运行和联结状态；同时也是一个过程，不断调整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规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张力过大、亲和力缺失而导致失控，甚至整个社会的混乱与无序。正因为如此，涂尔干醉心于探讨社会整合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他发现劳动分工能够使社会各个部分的功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并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城市社会因为更加发达而精细的分工，能够实现一种与农村社会完全不同的整合状态——有机团结。当然，涂尔干也清楚地看到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也是利益分化和和冲突的根源，从分化和冲突自我调节再走向新的规范整合，完成平衡（整合）—分工—分化—冲突—新的整合的螺旋式循环，就成为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理想路线。但在真实的社会运行和变迁中，分工必然导致分化，分化往往大概率地首先带来冲突，而冲突并不必然地能够走向新的整合。那么如何才能在分工、分化以及冲突的背景下，最终实现新的整合，这是涂尔干意识到但却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
　　城市化浪潮，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最具冲击力的综合性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使社会结构的颠覆、重构和再整合变得空前剧烈和充满悬念。西方发达国家早已从城市化初期的动荡和失序中走出来了，最终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基本达到了涂尔干等经典社会学家所勾画的社会整合状态；部分中等收入国家，虽然早就在城市化率这一数量指标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70%甚至更多的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的常住居民，但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社会底层规模巨大，社会结构被两极化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机会极大悬殊的不同阶层所割裂。
　　中国30多年来所走过的城市化历程，是人类历史上至今速度最快、参与人数最多、社会波及面最广的“人类发展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城市图景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市区范围成倍翻番地扩展；基础设施水平持续升级改造；建筑风貌日新月异。当然，最深刻的变迁在于，那一拨拨从乡间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农业转移人口，他们从农村社会走出，农村社会因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裂变”期；他们进入了城市，并日益成为当今城市中一个常态化存在的社会群体，但他们却以全然不同于主流群体的状态，生活和工作在各个城市。这个从传统农村社会析出、但并未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悬置和边缘化的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虽然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道路，避免了别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些突出的弊端和巨大的历史阵痛，但各国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过程，是城市化历史过程无法割裂和消除的伴生物，这也正是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过程。
　　作为城镇化产物的农业转移人口，其生存状态、市民权益和发展走向，关系着这个被急速的城镇化搅动了的、社会不平等扩大了的、有些失序的社会能否走向新的整合。由此可见，在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质上就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再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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