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传统的资本扩张理论局限于货币和金融领域，忽略了资本扩张产生于经济增长体系本身，导致无法深入理解资本扩张危机的内在原因。事实上，资本扩张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非均衡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本扩张助长了非均衡增长一资本扩张一资本生产率下降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一资本进一步扩张一非均衡增长的恶性循环的形成。通过构建两部门的经济增长与资本扩张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一个经济体中，要素价格扭曲的越严重，资本扩张扭曲的可能性越大；落后部门的产出比重越大，该经济体资本扩张扭曲的程度也越大。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优先于资本市场的改革，扭转我国资本扩张扭曲的根本在于转变非均衡的增长方式，促进区域和行业之间的资本跨部门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跨部门再配置，特别是打破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障碍，进而提高资本生产率。
　　[关键词]经济增长；资本扩张；非均衡增长；资本生产率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资本扩张的冲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虚拟化、货币化，金融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现代金融通过跨时间、跨空间的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了要素生产力，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也将人类暴露在极大的经济波动风险中。2007年以来，美国道。琼斯指数年下挫幅度创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之最，全世界的股市市值跌幅接近一半，许多学者重新开始探索危机产生的原因，包括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政府监管的失效以及美国消费者的过度借贷等，但这些因素明显不足以系统解释全球金融危机为何总是频繁发生，在现实中当然也就没能为经济走出困境找到有效的出路。本文认为，金融危机产生于资本扩张过程中，因而不能脱离经济系统单独解决，只能在经济增长的大进程中寻找纾困之道，在这一视野下理清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在资本扩张危机的产生方面，传统理论认为资本扩张危机有其货币或金融根源，因而能够通过调控货币金融体系加以解决。但是MafiaN.Ivanova认为大衰退的根源并不在一国金融部门而在全球化的生产系统之中，并且通过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表现出来。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已经证明了传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仅仅着眼于货币金融体系难以从根本上保障资本扩张的稳定性和平衡性。明斯基指出，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在于投资扩张过程中的融资不稳定性，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产生于资本扩张过程，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体系中。伴随着经济扩张，人们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得高收益变得越来越容易，在承担风险方面就会越来越不谨慎，这一过程自我实现并且加强。换而言之，金融危机爆发的种子，早在经济扩张时便已种下。
　　在资本扩张危机的治理方面，由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存在不同认识，治理危机的路径自然存在差异。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乃至凯恩斯本人的政策建议都存在很大差异。明斯基认为市场的内部力量包含不稳定因素，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避免“看不见的手”走向无序，而不是以自由放任手段来解决“不均衡”问题。凯恩斯主义者强调对总需求进行微调，通过刺激投资和建立中央集权下的福利制度来再平衡经济体系。但是刺激投资必然会导致融资结构从对冲性融资向投机性融资乃至庞氏融资转换，这将在长期导致金融脆弱性不断增强，引起通货膨胀，加大社会分化程度。即使微调政策能够取得暂时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将产生退回不稳定性的过程。如果危机在尚未发生时就被“成功抑制住”，风险行为就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这将为长期的更频繁和更剧烈的波动埋下伏笔。
　　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金融系统的波动及其治理不能局限于货币金融体系，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伴随着经济增长，资本扩张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均衡终将被打破。有必要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研究资本扩张危机，总结有效的治理经验和失败的治理教训。
　　二、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资本扩张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78年，我国GDP总量为3645.2亿元，人均GDP仅为381元；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7902元，GDP总量接近57万亿元。伴随着经济的快速跃升，我国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实现了巨大提高。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资本扩张进程不断加快，无论是从广义货币的增长数量还是从资本形成的速度来看，资本扩张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1978年，我国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仅为24%；2014年，这一数值已经增长到193%，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便长期维持在100%以上。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8%以上，客观上使得我国成为资本的乐土，为资本提供了丰厚的回报预期，从而对国内外资本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是我国利用外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银行和其他非金融部门大量放贷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我国资本扩张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仍然远远超过了预期。从实际到位资金来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6%，而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0%。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多数年份中，投资率都在20%以下，即使是以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高速增长期间，其投资率也从未超过40%。可以推断，我国经济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在更大程度上是维持经济增速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就很容易导致资本收益率的快速下降，甚至引发资本扩张链条的断裂。
　　伴随着资本的快速扩张，我国资本的使用效率却并未相应提升，反而呈现快速下降趋势。1978年，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0.32个资本投入。20世纪90年代，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投入0.35个资本。到了21世纪初，这一数值上升到了0.42。2013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提高到了0.48。与此同时，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资本效率开始递减，从单位资本的收益来看也是如此。在资本扩张的大背景下，不同区域和部门之间的分化形势越来越严重。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城镇投资明显超过乡村，且这种分化趋势逐年加剧。1978年，我国城镇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78%。到了2013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升到98%。从资本形成的结果来看，2013年，东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总额达到17.85万亿元，中部和西部地区仅为9.85万亿元和8.92万亿元，三个地区的占比依次为49%、27%和24%，再次印证了我国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分化命题，结果是非均衡增长方式的日益巩固，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非均衡增长一资本扩张一资本生产率下降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一资本进一步扩张一非均衡增长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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