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式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越严重，如人为压低资本要素价格，落后部门资本扩张的扭曲程度就会越严重，其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就越差。假设LP是落后部门向发达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LR是发达部门的劳动力数量，那么发达部门总的劳动力数量就是LP+LR，发达部门总的就业人口数量为εlP+（1-ε）lR，因此，落后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发达部门的就业概率是（LP+LR）/（εlP+（1-ε）lR），失业的概率则是1-（LP+LR）/（εlP+（1-ε）lR）。假设劳动力从落后部门转移到发达部门的交易成本为T，劳动力进行转移的期望收益为：E=[（LP+LR）/（εlP+（1-ε）lP）]×wR+[1-（LP+LR）/（lεP+（1-ε）lR）]×0-T。均衡条件为wP=E，简化计算后可得LP+LR=[εlP+（1-ε）lR]×wR/（wP+T），由于lPR，因此：
　　由此证明，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落后部门的产出比重越大，该经济体资本扩张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一个经济体越是落后，资本扩张的余地也就越大，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资本扩张进程也会趋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假如落后部门的比重依然很大，资本扩张的扭曲现象就会显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发达部门而言，要素的价格同样是扭曲的，考虑到可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将落后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资本扩张因而也是扭曲的，企业不需要过分考虑要素成本，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扩大产出上，最终导致要素使用效率的下降。对于资本扩张而言，这就意味着资本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一旦扩张链条发生断裂，治理的代价也将格外高昂。
　　四、实证检验：我国资本扩张扭曲的经验证据
　　（一）计量模型
　　为了在经济增长进路中检验我国资本扩张的有效性及其是否被扭曲，我们使用2SLS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第一阶段的模型用来检验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资本快速扩张的事实，第二阶段的模型则用来检验该时期的资本扩张是否有效。
　　其中：InCap和InEff是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资本扩张和资本使用效率。Bal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使用落后地区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农村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以及国有企业产出占所有类型企业产出的比重来表征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程度。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核心解释变量和年份。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我们不能穷尽所有的影响因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检验的精确性。因此，我们还将使用工具变量来进一步检验回归的稳健性。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InCap和InEff：资本扩张和资本使用效率是本文主要的因变量。对于资本扩张变量，本文使用我国每年的广义货币数量占GDP的比重（InCapx1t），以及每年的国内信贷净值（Incap2t）来表征。其中，广义货币是指银行外的货币、去除中央政府外的活期存款、去除中央政府外的居民定期、储蓄和外币存款、银行和旅行支票以及其他证券如存单和商业票据的总和。国内信贷净值是指向非金融公共部门提供的净信贷、向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以及其他账户的信贷总和。对于资本使用效率变量，本文使用资本生产率进行表征，计算方法为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倒数。
　　2.解释变量Bal：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意在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二元分化特征。这种二元分化又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不平衡以及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本文分别使用中西部地区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Bal1t）、农村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Bal2t）以及国有企业产出占所有类型企业产出的比重（Bal3t）进行衡量。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级行政区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级行政区或直辖市。
　　3.控制变量Control：在控制变量中，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会对资本扩张变量产生影响的因素，依次包括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Control1t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Control2t）、人口数量（control3t）、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率Control4t）、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Control5t）、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Control6t）等。我们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出的技术组合方式，进而导致资本使用的变化；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外向程度导致人们对资本的偏好以及资本投入的预期收益发生变化。此外，我们认为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本扩张，因此将它们都作为控制变量。
　　在数据来源上，本文涵盖了31个省级行政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80—2013年的发展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进行补齐。其中，进出口贸易总额涉及了汇率换算，本文均按照历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
　　（三）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根据回归结果，我国资本扩张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特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造就了当前的资本扩张结果。无论根据何种形式的资本扩张变量，都与我国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当我们逐项增加控制变量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依然成立。特别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我国现有资源禀赋的，因而极大程度地促进了人们的投资欲望，资本从而得以快速扩张，而第三产业在促进资本扩张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此外，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资本扩张进程。与此同时，资本扩张与资本生产率在总体上都呈现为负相关关系，当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变量后，这种负相关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呈现为负相关关系。这就表明：我国资本扩张进程中的资本使用效率并不高，非均衡程度越高，资本生产率也就越低。这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资本要素收益的决定性因素。
　　（四）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从而引起内生性问题，影响检验的准确性，我们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来检验回归的稳健性。参考刘瑞明、石磊（2015）的做法，我们对方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做滞后一期处理。滞后项与当期变量直接相关，却和误差项无关，因而不会影响因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使用工具变量对上述模型再次进行检验，结果与基本模型并无明显差别，检验结果依然支持我们的结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我国资本扩张过程伴随的是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和简单复制先行地区技术带来的快速技术进步造成的，而通过要素跨部门流动和再配置实现的经济增长始终较慢，这是我国经济不能形成内生性技术进步机制和“内源式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非均衡增长局面迟迟不能转变的原因所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及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资本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对外来资本和劳动力的吸引力开始下降，也不再可能通过结构变化和引进国外技术提高要素生产率，当前的增长方式就会产生适应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不可避免，但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又必须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增长，只能进一步增加要素投入，造成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
　　在具体的政策建议层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必要发挥适当作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在政策制定思路上，政府应该化被动为主动，更加积极、稳妥的推动政策制度的适应性变迁；在政策制定方向上，政府应该考虑从“以开放促进改革”向“以改革带动开放”逐渐转变；在政策制定原则上，政府应该改变非均衡的、带有倾向性的政策，而要以平等和公平竞争为准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继续以往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行不通。尽管腹地广阔，区域发展也极不平衡，这使得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产业转移和再调整进一步释放增长动力的可能性，但我国各地的产业转型越来越面临空心化困境，传统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之后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并没有如设想中那样蓬勃发展。一方面新兴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内产业体系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循环。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转变思路，改变以往的倾斜性和重点支持政策，对所有行业和领域一视同仁，建立一个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广大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在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和内部治理水平，在此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在新的基础支撑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内涵式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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