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1997年安南任命的联合国环境与人类住区特别小组，致力于联合国机构间联络和联合国环境署的振兴。特别小组的建议被安理会采纳，并导致成立了两个协调性机构：环境管理小组和全球环境部长论坛。

　　四是1999年成立的机构间环境管理小组，作为一种机制对联合国环境署提供联合国框架下环境议题的有效协调。

　　五是2000年由全球环境部长论坛接受的《马尔默宣言》。它请求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评估一种关于改进全球环境管治制度架构的需要，包括如何强化联合国环境署和拓宽其资金渠道，如何更高地把非国家角色纳入到全球环境管治体系。

　　六是2000年发起的卡塔吉纳（Cartagena）进程以评估改革全球环境管治的政策选择。联合国环境署管委会和全球环境部长论坛（GC/GMEF）的第21次会议组建了开放的政府间部长及其代表的国际环境管治工作组来评估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政策选择，提高多边环境协议的成效和增进国际决策的一致性。

　　七是2002年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接受的《约翰内斯堡落实计划》，要求卡塔吉纳决定得到充分落实。

　　八是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环境署管委会和全球环境部长论坛第八次特别会议，讨论卡塔吉纳决定的落实进展。

　　九是2003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建立联合国环境组织的建议。作为回应，一个非正式小组成立，以促进关于联合国环境署改革的对话。

　　十是2004年联合国环境署管委会和全球环境部长论坛接受的《巴厘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战略计划》。巴厘计划概述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经济以便落实多边环境协议的政策建议。

　　十一是联合国2005年峰会呼吁强化国际环境管治框架内的协调和把实践层面上的环境行动一体化进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十二是联合国2005年峰会次年成立的联合国范围内人道主义救助、环境和发展领域协调高级小组。

　　此外，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也提出了大量关于全球环境管治的改革建议。美国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法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联邦德国的生态政策研究所和耶鲁大学的全球环境管治项目只是积极参与其中的少数代表。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有大量关于全球环境管治的著作出版和期刊创刊。最近，法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等政治领导人都强调了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必要性。

　　虽然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对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以及一直保持对改革本身的热情，但真正的改变依然是有限的。这其中的原因包括：

　　一是体系内存在着一种拒斥改革的惰性和维持现状的愿望。尽管联合国已经发起了许多自我改革创议，但体系内的行为体却有着维持现状的强烈动因。无论是民族国家的代表还是国际机构的官僚都不希望看到全球环境管治上的实质性改变，现行体系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他们已经适应而且善于为己所用。那些确已提出的变革建议，如来自机构间环境管理工作组的建议大多是温和的和渐进性的。

　　二是缺乏领导者。除了来自全球环境管治体系内部的改革惰性，政治领导人中缺乏足够的意愿和领导者来实施这些创议。偶尔会听到一些行动呼吁，但这些呼吁往往停留在宣示性阶段。

　　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发展中国家有着对国际体系状况的合法性关切，它们已经变得不太信任国际体系，尤其关注环境工具的快速增加及对其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发展中国家未必一定会留恋现状，但它们担心的是，任何改变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四是各机构的地盘意识。联合国机构往往舍不得失去其任何权威或职权，即便职权重叠与重复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已经创建了一个相互制约和彼此交叉的复杂的立体性制度体系，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毫不奇怪，每一个机构都致力于其持久性延续。

　　五是缺乏政治意愿和民族国家利益对全球环境难题的平衡。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往往与环境关切相冲突，相应地，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实际上，即使当一个更强大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逻辑明显存在时，它也往往受制于如下事实：这一体系中行为体的首要职责是保证其狭隘的国家与机构利益。

　　六是环境议题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明显呈下降趋势。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数年中尤其如此。对国际安全的重新强调分散了人们对于其他议题的注意力，这当中也包括与全球环境相关的议题。

　　尽管上述制约性条件，改革的动力依然存在。在笔者看来，至少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仍会推动全球环境管治的改革，并且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期待已久的真正变化。

　　首先，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这一体系内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一个共识是，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要求虽然缓慢，但却持续性地增加，相应地，体系拒斥改革的能力正在瓦解。的确，行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改革进程中的失望本身就会提供一种机会，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也许会付诸实施。

　　其次，不仅呼吁改革的数量，而且它们的性质已发生改变。最近，这些改革呼吁开始来自民族国家政府的最高层，而且许多政府持续在最高层面上提出类似主张。此外，那些试图在联合国范围以及全球环境管治的高层面的改革尝试，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政治支持和吸引力。这并不意味着新的体系范围的改革创议一定会比原来的努力更成功，但它的确表明，如今有了更为持续的和重要的变革要求者。这方面的最新例子是在人道主义救助、环境和发展领域的联合国范围内一致性进程的加快。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大量改革尝试所集聚的经验已经使得改革倡导者可以更清晰地表明，什么样的改革一揽子方案是在政治上更加可行的和理论上更受欢迎的。人们已经拥有更明智的实践智慧，虽然不会轻易抛弃那些看似"草率的"建议，但却十分清楚，改革并不是为了装饰什么，而是要能够切实带来全球环境的改善并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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