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凯恩斯革命”之前的所谓正统经济理论，否认货币在产出和就业中的作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这些正统经济学家对货币作用的观点可以表达为“货币中性”、“货币是面纱”等。他们认为，货币对真实经济活动的演进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失衡无论多么严重都是短期的。因此，货币不能对真实经济的均衡产生持久的影响。
　　与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货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并且，“货币因素本身就是维持历史延续性的重要因素”。[1]177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更是强调，“只有货币是重要的”。然而，如果高收益率引诱货币持续地流入某个产业，该产业很可能由产能过剩逐渐走向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指出，一个经济体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足以赶上该经济体产能的扩展，于是闲置的机器和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这就是增长型衰退。[2]62
　　中国经济中不少产业存在着产能过剩，有的产业已经演变为增长型衰退。某些区域以“鬼城”为特征的房地产产能过剩，正在引发社会的关注与思考。2013年3月20日，以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为标志，曾经风光十年的中国光伏产业，在产能过剩中陷于困境，“无锡尚德之路”成为增长型衰退的典型。
　　某个产业的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固然有许多因素，但货币的作用至关重要。货币“收益选高”引诱的不利货币供给冲击，是造成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的货币性因素。许多典型案例说明，货币既能够成就一个产业的兴旺——货币的正面责任，又可以导致一个产业的破灭——货币的负面责任。
　　本文以传统产业房地产和新兴的光伏产业为例，进行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货币责任”分析。
　　二、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的货币因素
　　（一）货币“收益选高”与增长型衰退
　　货币“收益选高”是指货币从低收益率向高收益率产业流动的态势，这种形式的货币流动形成对产业的货币供给冲击。当这些产业与货币供给量相匹配时，就是有利的货币供给冲击，短期内将促进产出和就业，长期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当货币供给量超过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就是不利的货币供给冲击，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成为这种冲击的后果。
　　货币“收益选高”引诱货币在国际间的流动，导致货币流入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招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例如，1981年里根政府声称“重振强大的美国”，于是开始推行强化美元的政策，大幅提高国内利率水平。1982年底，美国与日本和前联邦德国之间的法定利率之差分别为3%和3.5%，1983年底分别增至3.5%和4.5%。1982年和1983年，由于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等国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其资本账户产生了巨额赤字。
　　为了恢复衰退的美国经济，1981年里根政府的《经济重建租税法》，对不动产投资税额减免和加速折旧，其中，将税率从70%降至50%[3]66-67。这次大幅度减税使政府的财源严重不足，为了弥补政府的财源便大量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促使市场利率（市场利率实际上就是资产的收益率）进一步上升。1981年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超过19%[4]45。高利率吸引各国更多地持有美元，从而促使美元升值，仅1979年至1985年初美元升值高达80%。美元升值所产生的影响是净出口自1980年至1986年下降了158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983年GDP的3%。贸易冲击导致了5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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