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信贷资金借此流入相对高收益率的房地产，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巴曙松认为，房地产具有金融资产属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信贷刺激，使房地产的金融资产属性不断加强，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逐渐显著，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6]92-98。
　　货币供给冲击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千百万人的“居者有其屋”梦想逐渐成为现实。不过，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背后隐含着产能过剩的危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截至2010年，全国的住房存量为179亿㎡，合计2.2亿套，按当年常住人口的家庭计算户均为1.02套[7]；国家统计局2013年4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42441万㎡，在施工面积为352992万㎡。按照人均30㎡计算，能够解决1.2亿人口的住房问题。上述两组数据，既说明了住房供给的现实和前景，又透露出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的信息。
　　从上述结论与现实来看，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状态表现为“供求缺口”：有的地区因人口密集存在着刚性需求，价格上涨迅速更适合投资或者投机，从而形成住房的短缺；有的区域因产能过剩形成住房的过剩。如果住房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严重过剩或者空置，这就是“鬼城”的出现。例如，昆明市呈贡区10万套住房无人居住，还有大量写字楼空置；鄂尔多斯市的“鬼城”——康巴什新区已经开工近10年，依然有很多空房；江苏常州市因其新城区“南部新城”楼盘集中，且大量商品房积压，被称为继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之后的又一座“鬼城”。
　　对于“鬼城”现象不断蔓延的问题，社会舆论和理论界有多种解释。譬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模式，等等。不过，这一现象决定性的因素是货币“收益选高”所致。高收益率引诱房地产企业不断追加投资，其他生产领域的企业携货币涉足房地产；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取向青睐高收益率的房地产。货币力量的推动使房地产的产量剧增，“鬼城”因此而产生。虽然“鬼城”是特定区域出现的现象，并非房地产市场的主流。但是，“砖瓦和灰浆”在短期内的堆积而出现的过剩，如果没有货币的超量注入，“鬼城”也许不会出现，货币责任的确难辞其咎。因为，如果高收益率是“诱饵”；那么，上钩与不上钩的选择就取决于“鱼”自己了。
　　在诸多的新兴产业中，中国的光伏产业曾经风光无限，其市场份额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一度超过60%，2007年～2012年其增长率高达100%。2007年9家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总市值最高时达320亿美元，无锡尚德的股票价格曾涨至85美元/股；“太阳城”、“光伏园”之类的产业园超过300个，其中，投资上千亿元的产业园多达几十个。光伏产业伴随着急剧扩张的是其高收益率，在该产业近乎疯狂发展的时期，有些生产环节的收益率高达50%以上，最高达到139%。
　　新能源是国家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机构首推国家开发银行。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进入境内外的大型光伏并网电站融资，2009年～2010年间向光伏产业提供了将近2500亿元授信。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光伏产业在一定时期内什么样的规模是适度的，其规模是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那些最终被光伏产业所拖累的金融机构，似乎都被短期内的高收益率所迷惑。于是，超额的货币量注入光伏产业，迅速催生着该产业走向增长型衰退之路。破产重组的无锡尚德的债务高达23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在内的9家商业银行对无锡尚德的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达到71亿元。对这些商业银行来说，“无锡尚德之路”的结局肯定是始料不及的。
　　商业银行对曾经是全球最大太阳能晶硅片生产企业的江西赛维的金融支持同样极具代表性。该公司截至2011年3月末，共获得超过15家中外资银行总额253亿元授信。这样的金融支持力度，无疑是该公司迅速崛起的货币源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2007年～2011年的总资产在同比递减的同时，总负债由2007年上市时的6.17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0.1亿美元，总负债年均增长率高达147.27%。
　　中国光伏产业的处境固然有贸易保护主义为目的的反倾销等原因，但反倾销与产能过剩并没有必然联系。对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供给而言，整个银行体系对货币的创造与消亡起着决定作用。如前所言，银行体系对信用的扩张与收缩，既能够成就一个产业的兴旺——货币的正面责任，又可以导致一个产业的破灭——货币的负面责任。
　　（二）货币的社会性与“货币责任”
　　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上阐释货币的社会性：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论断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货币法定论认为，货币是国家的货币，中央银行具有垄断货币发行的地位。新货币法定论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国家的产物”，国家具有以货币的形式征收赋税的权力；并且，政府有能力决定经济体系中的基础货币。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货币的社会性，而货币的社会性必然要承担货币责任。货币（正面和负面的）责任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持有货币的）社会公众在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中体现出来。
　　第一，“社会的货币与金融结构提供了一个指挥控制系统，有了它，社会政治力量就可以对经济实施引导与控制。”[8]168作为货币“指挥控制系统”的中央银行，拥有至高无上的经济权力，其原因似乎内含于货币化生产的逻辑体系之中。作为该体系中心地位的中央银行，决定了生产扩张应该满足的条件[9]181。如果经济中的货币数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弗里德曼坚持这样的观点），那么中央银行应当在产业结构调整、治理产能过剩并防止增长型衰退方面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其实质是对货币）供给“引导与控制”。然而，十几年间不少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或者增长型衰退，这就需要检讨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引导与控制”的政策效力。
　　一般地说，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引导”货币的供给和流向，但由于中国的利率体系尚未完全市场化，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作用并不显著[10]。因此，中央银行实施货币供给的“控制型”政策，或许比“引导型”政策更为有效。
　　自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就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以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年）和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为标志，开始产能过剩治理。2009年，国务院批转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门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实行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对不符合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的，金融机构一律不得发放贷款，一律不得通过各种债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资扩股等方式进行融资。这一类义正言辞的“一律不得”，的确体现着“控制型”政策措施的色彩。
　　但是，自2005年至今治理产能过剩的成效不仅成效甚微，甚至出现越治理越过剩的“产能持续过剩悖论”[10]。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与商务部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联合发布的《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和化学工业在内的原材料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凸现；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倾向，光伏产业在2011年整个行业急转直下。越治理越过剩的“产能持续过剩悖论”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中央银行那些“严厉”政策的效力并不理想？对这一系列问题确实需要冷静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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