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商业银行是直接为产业的生产提供货币的，并且，商业银行通过支票账户和贷款能够创造货币。因此，商业银行为生产提供的货币数量被视作一个内生变量（凯恩斯主义坚持这样的观点）。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是否安全，不仅关系到银行的盈利，而且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关键，更是金融体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可见，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行为，具有鲜明的正面责任。
　　高收益率对于商业银行和整个银行体系并非都是有利的。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IMF要求东南亚各国政府应该提高利率。其中，曾经告诉韩国政府将利率提高至25%，甚至40%。于是，许多东南亚国家的高利率导致贷款成本提高和信贷紧缩，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银行体系经营状况更加恶化。负有短期债务的企业将收入的更大部分支付给债权人，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商业银行借入利率更高的款项。高利率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和企业破产倒闭增加，进而使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贷款危及商业银行的经营，进一步削弱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尽管银行行为具有风险厌恶的特性[11]38，但是，当货币的“收益选高”占据上风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保持冷静。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不动产市场过热，于是高收益率刺激了许多不动产公司向银行大量借款，而银行在这种热潮中也迷失了方向，纷纷将资金投向不动产。高收益率引诱大量资金流入，呈现出所谓“信用繁荣”，但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信用繁荣的是投机泡沫的形成。此后，美国90年代末高科技股票市场的泡沫，以及始于2001年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无一例外地都是信用繁荣的结果。可见，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过程中，在权衡收益率的同时需要警惕信用繁荣。
　　当中国各地的房价不断上涨之时，往往是信用繁荣显现之日。追朔1998年～2010年间部分年份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1998年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80亿元，2002年达到6616亿元，年均增长25.3%；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银行向房地产的贷款有增无减。2007年10月末，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达4.69万亿元，同比增长30.75%；中国人民银行的《201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称，2010年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新增2.02万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7.95万亿元的25.4%；并且，该比例超过了2009年的新增贷款比例。在这期间，房价在不少年份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
　　银行行为的风险厌恶特性一旦被某产业的高收益率战胜，商业银行就难以从信用繁荣中全身而退。尽管导致房价持续上涨的因素很多，但是，货币被高收益率引诱而流入房地产市场，是不断推高房价的主因。值得庆幸的是，政府遏制房价持续上涨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银行自身防止信贷过度冒险的举措，导致并没有出现银行贷款大规模严重违约现象。否则，银行很可能遭遇美国金融机构“次贷危机”那样的厄运[12]。
　　第三，人们经济行为中的赚取和贪婪往往与收益率有关。然而，货币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重要特征除了收益率以外还有风险。因此，社会公众的投资需要谨慎。谨慎的投资决策不仅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且也是货币正面责任的表现。
　　凯恩斯（1936）认为，人们有保持现金而不愿持有资本去获取收益的流动性偏好。史密森指出，流动性偏好也影响着通货膨胀率[9]123。显而易见，如果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更为强烈，将会削弱价格水平。但是，货币追逐高收益率的本性，加之不少投资者在“市场热衷于狂乱的投机时，理性的判断被抛诸脑后”[5]452，于是人们的流动性偏好被“狂乱的投机”所替代，货币供给增加，从而不断推高资产的价格。例如，2005年鄂尔多斯市的房价平均仅为1000元左右/㎡，2007年升至3000元/㎡，2012年底的期房普通楼盘超过8000元/㎡，高端楼盘甚至高达2.2万元/㎡以上[13]。房价迅速而持续上涨与投资热潮高度正相关。在鄂尔多斯市房价急剧上涨时，90%以上的家庭投资房地产，就是这种相关性的有力证明。
　　有些产业短期内的高收益率，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些产业真实的盈利，而是投资者缺乏“理性的判断”将货币投向这些产业而造就的虚假繁荣。上述现象表明，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并非由供求关系所致，而是短期内不利的货币供给冲击推高价格水平。于是，货币的购买力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而下降（M/p）。或者说，商品价格的上涨将导致人们持有更少的货币余额。因此，随着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货币的总效用不断降低。
　　可见，某产业在短期内的高收益率，对货币的持有者并非总是有利的。这一点，还可以从持有长期资产的价值分析。对于投资者而言，利率越高收益率就越高。但是，如果持有股票、债券、房地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当利率上升时，这些长期资产的现值都会下降。在此条件下，流动性偏好而不是投资偏好，对长期资产的价值保有作用就可能是正面的，其理由是利率与长期资产的现值负相关。
　　计算利率与资产现值关系的公式：资产现值V=N/i。式中，N为净收入，i为利率或者收益率。
　　在社会公众持有货币的意义上，货币是私人财产。韦伯（1924）曾经说，从进化的立场上来看，“货币是私人产权之父”。如果货币是私人财产，货币收益选高诱使人们缺乏“理性的判断”的投资招致经济虚假繁荣，就是货币的负面责任。
　　从货币是产生于信用契约中（HeinsohnandSteiger，2000）、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Ingham，1996）、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种货币体制（Smithin，2004）来看，货币又必须是社会的货币。如果货币是社会的货币，如前所述，社会公众理性的投资行为，既可以获得合理稳定的投资收益，又能够维护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的秩序，这体现了货币的正面责任。
　　三、结语
　　综上所述，某个产业的产能过剩与增长型衰退固然有许多因素，但货币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短期内的高收益率引诱货币持续地投入，受不利的货币供给冲击的产业由产能过剩走向增长型衰退的过程，就是需要反思与纠正货币的负面责任。
　　中央银行应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进行“引导与控制”，治理产能过剩，防止增长型衰退；商业银行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其贷款决策应警惕信用繁荣；社会公众应采取理性投资行为，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合理稳定的投资收益，也能够维护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秩序。唯有如此，货币才能发挥其正面责任，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也让陷于困境的光伏产业“浴火重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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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M].彭晋璋，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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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美]本杰明·M.弗里德曼，[英]弗兰克·H.哈恩.货币经济学手册（第1卷）[M].陈雨露，曾刚，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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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刘秀光.商业银行规避信贷风险的基本准则[J].西南金融，2013，（1）：29-31.
　　[13]刘秀光.开发热诱导的货币流动变向与经济后果[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3，（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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