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501年德国学者就开始使用"人类学"一词，但直到1896年泰勒在牛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学研究室，其研究范围才与现在的人类学较一致。至于"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为美国人W·H·霍尔梅斯于1901年首创[3]。此后，北美学者多以"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取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类。泰勒倡导的"跨文化比较"使人类学指向人类社会，整个人类学的重心从体质研究转向以研究各族群文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往往被尊为"文化人类学之父"；但在美国，人们也用"文化人类学之父"来称呼提倡"四大分支"的人类学的博厄斯。而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转变来自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他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于1930年首创以参与观察法为主的田野调查写成的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础。

　　在欧洲的民族学关注于对不同文化的有系统比较研究之时，北美的文化人类学格外强调文化相对性以表达对种族主义的反对，并运用其研究发现来建构文化批判。在博厄斯及其弟子们坚持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倡下，人类学在绝大多数的美国大学和部分英国校园，成为结合多门分支学科的应用性学科门类，也使体育人类学率先受到北美体育史学会的桑斯等一批学者的关注。

　　1.3 分化与辐射

　　二战以后，许多学科的相互渗透都对人类学产生影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涉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亲属与社会组织、经济政治组织、法律与冲突调解、消费与交换模式、性别关系、世界观、儿童养育与社会化、语言、族群、宗教、神话、象征、价值、礼节、音乐、营养、休闲、游戏、食物、节庆与体育运动等等。应用性的分支学科及相关领域包括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当代文化研究、媒体人类学与网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等，其跨学科交流的特点日益彰显，学科内部也开始重新交叉融合，但体育人类学的诞生此时并无征兆。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过去所谓的"原始传统部落"的独立和快速的现代化，以原始文化为对象的主流人类学研究开始分化与辐射。在各国政府鼓励下部分人类学者由欧美回到本国，在国内较少数的次文化群体（帮派、同性恋、少数民族的都市社区等）进行研究；部分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一些仍以部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开始注意原始部落受现代化影响的调适与改变；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关注的部族身体游戏研究，即中国学者所谓的"民族体育"。

　　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中期，部分人类学家以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为典范，热心于相关族群现代化过程的数理统计；还有些学者，聚焦于社会如何发展与适应于他们的生态区位。教育人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从1954年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宾德拉为首的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共同进行了8次研讨会；1969年在美国人类学会属下建立了"人类学与教育协会"[4]433。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影响了许多学科发展，包括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与成分分析。美国人类学家科克伦斯（Glynn Cochranc）1971年提出作为应用的人类学分支--发展人类学，倡导由精通人类学的政府官员来从事发展计划的研究与推行[4]165。发展人类学对于社区或区域发展的应用研究，是主要针对某一领域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区域体育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途径探索中最为有效。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受到后现代理论影响，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部分研究脱离了这个学科所熟知的实证论传统。在这个转向中，有学者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瓜葛，同时关注权力、性别等议题。文化人类学家重新检讨过去强调科学与量化的田野研究，试图透过对文本的分析，建立起以文化概念为主轴的新历史人类学。有学者回到过去已做过的部落地，用新眼光诠释这些文化。同时，催生了应用人类学的兴起，使包括体育人类学的一大批新兴学科诞生。在英美，关注国际发展的应用人类学演化为发展人类学，而关注国内的研究则仍称为应用人类学。在影响应用人类学发展的因素中，英国保守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削减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也促进了人类学走出象牙塔向应用领域的转移[7]。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再仅仅关注特定的、原始的异文化，而是寻找当代世界的更多的研究对象，包括全球化、医疗伦理与生物科技、原住民权利、网络虚拟社群，以及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推动了人类学研究发展和发展人类学。人类学家的学术知识被逐渐接受，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机构纷纷给人类学家设立专门的"社会发展顾问"的岗位，在国际援助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进程中，除了产生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同时其具体措施对教育、卫生和技术开发等领域都有选择性地改善。这一阶段，是体育人类学开始在北美正式作为学科推出并向东亚传播的初期，其特征是试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原住民的传统身体活动，紧接着几位开拓学科的先驱退休或转行，在文化人类学框架内发展体育人类学的模式凝结固化；后来以日本为主渠道的引进者也秉承北美开拓者的旧有模式，而后续对自身学科理论方法研究的弱化，导致了发展人类学与体育人类学擦肩而过的遗憾。直至今日，我们才在研究实践中屡屡感到当代实施应用理论和方法的缺失。

　　进入21世纪，人类学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变化，学术界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介入，把人类学和发展在理论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中国体育的闪亮崛起以及文化自信心的快速增强，使选择采用人类学探讨体育问题的研究者显著增加，在《体育科学》、《体育学刊》等学术期刊上，相关体育人类学的论文日渐增多。中国的体育人类学正在摆脱引进、借鉴、消化阶段，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同时，也导致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对传统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质疑、调整和创新。

　　2 欧陆和英美的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

　　2.1 学科分支及名称

　　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在不同学术传统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俄国，"人类学"一词专指对人类生物特性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人类学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较为明确的界限。但英、法二国的民族学常与社会学混在一起。日本与中国所承袭的旧传统亦然[1]。由于英国的人类学的特殊历史背景，需要对殖民地的传统社会组织和原有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加之受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较多，所以英国的人类学比较着重"社会"和"组织"层面。而美国的人类学特别着重"文化"和"人性"层面，所以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在北美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在法德等欧陆国家则称为民族学--这个名词由寇拉（Adam Franti?ek Kollár）于1783年所创。

　　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领域应包括人类的体质、心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民俗等方面。传统上习惯于将人类学划分为并列的两大部分，即研究人类自身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4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人类学并涵盖民族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也往往被包括在文化人类学中）、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这4大分支也反映在许多大学的教科书[6]，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在欧洲的许多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的院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7]。如果说在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还有明显区分，但在战后，英、美人类学家彼此采借概念与方法论取向，开始将这两个传统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并不赞同美国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整体论"，但4大分支论已在美国的学术影响力之下，向国际间输出[8]。

　　我国20世纪初主要由在欧洲留学的学者，接受欧陆的学术传统教育后引进民族学；后来，也有些留学英、美等国的学者采用广义人类学观点，但未占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狭义人类学观点，在30多年里把人类学等同于体质人类学。例如复旦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即设在生物系，专门从事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人类学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等等。近年来，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近年来，分子生物学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法医人类学、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我国学术界，两种人类学的含义都有人采用。中国内地有学者专门就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概念问题进行厘清[9]。有的人类学研究者则更趋向于人类学特指甚至等同于文化人类学，并与民族学相关联[10]。无论学科怎样划分，人类学的主题都是遍及整个地球和贯穿整个历史的所有人类，需要了解人的躯体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就中国体育研究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10多年，大多是借用民族学来研究民族体育活动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转换到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进入21世纪，则是寻求学科自身理论方法的转折时期。

　　2.2 在后现代进程中交融

　　20世纪后期，科技进步已刺激人类学各个分支的方法论创新。如碳元素定年法、群体遗传学、GPS、数码摄影与录音等技术的介入，使人类学成为一个具有多样化的方法论的学科。不过，根植于实地田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并由渗入的各种新兴技术手段来强化科学性并提高效率。

　　进入21世纪，有部分人类学的次领域跨越了传统分支。例如，医疗人类学往往被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然而，有许多研究医疗议题的人类学家也探讨群体中的生物变异，或是文化与生物的互动。他们也可能采用语言分析，以了解围绕在卫生与疾病议题的沟通，或是运用考古学技术，以了解历史时代或史前时代人群的卫生与疾病。环境人类学或生态人类学是逐渐成长的次领域，关注人类及其环境的关系，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从环境影响、野生动植物保育或栖息地保护，到传统生态知识与行为。在北美一些大学，人类学家的专业方向可以联接到民俗学、博物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社会关系、族群研究、文化研究与社会工作。体育人类学的出现就是一群对游戏研究感兴趣的体育史教师合作的结果。

　　在欧洲，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仍然具有紧密关系，被称为"民族学"的研究资源大多归博物馆。如法国的大多数人类学研究都在国家资助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而不是在大学科系。李维史陀等学者在各地建立研究中心与研究室，推动了法国人类学的制度化，并与美、英人类学家加强联系。社会理论家布迪厄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主题同时包括社会学与人类学。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继续强调社会组织与经济，并采用了各国的其他社会理论。在英联邦国家，社会人类学往往在学院制度上与连结到生物学或动物学系的体质人类学及灵长类学区分开来；也与连结到古典学、埃及学等科系的考古学区分开来。

　　体育人类学是20世纪末形成的一门稚嫩的新兴学科，在采借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时，首先以成熟的主流经典方法为基础，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新观点、新方法小心翼翼加以辨别和分析，把形成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学科构建的基础。由于体育人类学的诞生地是美国，迄今为止主要按北美学术传统采借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划分，因此，有必要在这门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重点分析人类学独特的经典研究方法。

　　2.3 经典研究方法

　　早期人类学研究者多采用欧洲的民族学方法，如摩尔根对于宗教、政府、物质文化、特别是亲属模式的比较分析，主张人类的各个社会可依据一套进步程度的量表，而被归类到各个文化演化类别之中，范围从"蒙昧"、"野蛮"到"文明"。摩尔根运用技术（例如弓箭制作或陶器）作为各文化在这个量表上的地位指标，这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一批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体育界对民族传统体育采用民族学理论指导和文史资料搜集的方法，进入挖掘整理的初级阶段，经历了十余年的挖掘整理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但在理论建树上乏善可陈。

　　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人类学研究由于有大量原住民作为本土资源以完成民族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旗帜人物是博厄斯，他主张世界维系各种独特的文化，而不是依其文明程度多寡来测量其演化程度，其研究取向是实证的。他对于过度归纳抱持怀疑，而且不轻易建立普遍法则，他反对传统的进化论观点，在相当长时期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博厄斯学派的成果取得，来自于人类学成熟的传统研究方法--田野工作。这也是近年来在中国的体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的人类学特有的传统方法。

　　田野工作（fieldwork）又称田野调查，即在研究者亲身前往实地的调查研究中，集中于某一地点或区域长期居住，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交换活动、地方政治和宗教仪式等。田野工作在人类学的应用典范，是20世纪初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把田野工作方法加以规范，使其提高到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新水平。

　　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文化理论建构，是马林诺斯基对人类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提出了"整体性田野工作法"，成为公认的人类学最基本的3项学科规训。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岛屿进行调查，共达4年之久，首倡参与观察法，即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应在所调查地区长期居留，学习当地语言，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社会生活中去，才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自马氏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者，都意识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民族志，建构相关理论。而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校撰写论文，并通过答辩才能取得资格认证。参与田野工作几乎被视为人类学家的成人礼。

　　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家的常规研究方法，而取代坐在书斋里或在图书馆里的"圈椅人类学家"的古典人类学研究方法--只搜集前人经若干世纪积累的民族学资料（类似中国体育界研究民族体育的方式）。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带领下，许多人类学家以自身实践丰富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规范。北美人类学家则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将美国人类学的新鲜活力注入现代人类学，并与英国社会人类学会通。英美人类学的现代人类学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改进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的吴文藻等人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变革迅速跟进，各有成就。一些最初研究社会学的中国学者也开始认真学习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不满足于仅仅调查真实材料，他们做田野工作和撰写民族志，并不停留于对人类文化的原始资料的铺陈和做些"百科全书式"描述，他们的目标是建构文化理论，用来解释和说明文化行为。人类学形成的以田野工作为轴心的一整套独特的研究方法，为其他学科广为借鉴。而体育界就是在这种应用的需求下积极接受了人类学的进入。

　　3 走向应用与本土化

　　二战后，人类学的海外田野工作受到极大冲击，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规划以及所谓全球化的浪潮正深刻改变人类学家关注的传统田野面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田野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也相应调整自身的适应性，一方面反思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和弊端，倡导文化相对论和多元主义，树立自己保护弱小民族文化的形象；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田野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技术方法。进入各国外交正常化的和平时代，西方人类学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进入非西方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伴随大批本土人类学家的成长而更多走向应用于改善自身文化的进程。体育人类学在美国率先竖起旗帜，东亚各国引进后迅速把研究视角聚焦到本土化的应用领域。

　　3.1 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应用人类学并不是人类学传统4大分支意义下的另一个分支，而是人类学走向应用的趋势，并伴随着大批如体育人类学这样的分支学科的出现。两个多世纪以前，康德[11]花费25年时间来撰写他探讨人类学的重要专著《实用人类学》，"从一个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然而，这虽然是他亲手整理的最后一本书，但"实用"的内容既不涉及体质也非文化，只是将人类学当成他的主要学科--哲学的辅助领域。因此，这本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应用人类学，与体育研究也无甚干系。

　　应用人类学作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趋势，致力于把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运用于改变人类社会生活不如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它也从事相关的应用理论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应用人类学发展最为迅速。因为有了人类学应用的大量实践，归纳概括这种实践的名称也应运而生。1896年，人类学家布林顿（D Brinton）在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人类学的目标"的演讲，首次使用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一词来指称人类学的应用实践。虽然此后还出现过其他名称，如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行动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action）、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人类工程学（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等，但"应用人类学"这一名称由于具有较广的涵盖面和概括性而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成为限定和指称人类学应用实践与研究的专有名称。在西方，目前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参与社会规划与决策，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改善现存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卫生等条件，促成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并使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想付诸于具体的行动与实践[12]。

　　人类学由许多不同的源头发展而来，包括化石收集、探查、纪录片拍摄、古生物学、灵长目学、文物维护与博物馆研究、文字学、语源学、遗传学、区域分析、民族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等，因此它涉足更多的领域是必然趋势。可以这样认为，有关人类的一切领域，都可能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由于封闭的社区样本日渐稀少，当代人类学把目光投向族群全球化、公共文化、性别、都市等领域，在分支中寻找"田野"。体育人类学作为新兴的应用性分支，从研究体育本元问题出发，仍然可以深入到保持原始身体文化形态较好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统的田野调查，研究领域上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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