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外溢角度讲，制造业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制造业影响是最直接的，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所吸引的大量高端制造业外资会促进东道国高端制造业发展。

　　3.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外资进入后，其先进管理理念和优质服务质量为本土服务业提供了模仿和学习对象；其带来的市场竞争迫使本土生产服务业加大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证生存发展；外资带来的竞争和模仿效应最终促进了东道国生产服务业发展。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最初的知识和创新获取需要大量投资，一旦研发成功后，则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和知识技术获得垄断竞争优势和更大市场份额。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机制，以一种生产性服务业优势发展另一种服务业优势，可以带动整个服务业发展。Kumar发现印度的电信行业、运输行业和银行保险行业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同时亦是吸引外资最多和服务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外资对这些行业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作为现代生产的组织者，生产性服务业日渐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主导者、控制者和设计者。它的发展无疑会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4.外资服务外包促进了本土制造业外包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将提供服务外包视为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时机，不断采取措施试图获得更多服务外包市场份额。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缺少提供高端服务的经验和人才。服务业外资进入后所建立的服务外包企业，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外包市场，而且促进了东道国服务外包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提升了本土接包企业业务能力，促进了本土制造业外包发展，使其将有限资源集中在最具竞争优势环节，提高企业效率。

　　5.制造业转型发展需求影响生产服务业外资进入。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利用其廉价劳动力承接跨国公司附加值较低产品及初级产品加工，这些环节本身对生产服务投入需求力量不足，使得其发展相对滞后，也抑制了对生产服务业外资的需求。因此，如果东道国制造业开始新的转型发展，增加对生产服务需求，为生产服务业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这些市场需求会吸引大量生产服务业外资进入，从而进一步促进制造业转型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二、我国生产服务业外资的现状及作用

　　虽然早在21世纪初，全球资本流动重点就已经转向服务业外资，全球服务业FDI流量高于制造业FDI，但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进入我国的服务业外资才首次超过制造业外资。这种制造业外资持续占主体的现象是由我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决定的。

　　1.生产性服务业外资金额较小。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外资增长较快，并且，从2012年以后，服务业外资总量超过制造业外资，但由于房地产外资所占比重一直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总量并不高。因此，我国经济转型中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比重较低，引资数量没有质的突破，不能盲目认为我国引资结构已得到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外资进入中国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2.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分布不均衡，难以与制造业形成集聚。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流入中西部地区的数量极少，北京和上海是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最多的地区。近年来，北京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总量不断增加，在全国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2009年其吸引的商务服务业外资约占全国40%，信息服务业占全国比重一直在40%左右。2013年3月，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吸引外资106.8亿美元，占全市外资总额61%。另—方面，其吸引的制造业外资不断减少，2012年北京市制造业实际吸引外资仅为8.64亿美元，占全年引资额10%，生产l生服务业外资量远超制造业外资。上海的情况类似。2012年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达151._85亿美元，增长20.5%。全年制造业引资21.58亿美元，服务业实际引资126.79亿美元，增长21.6%，占全市实际引资的83.5%，其中，商务服务业引资26.71亿美元，占全国商务服务引资量的32.53%。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资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制造业则集中在广东、浙江等其他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外资集聚区域和制造业集聚区域的分离，使得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大为减弱。

　　3.不同地域生产服务业外资对国内服务业影响不同。总体来讲，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对国内生产服务业的影响并不大。以2012年为例，我国信息软件业吸引外资额只占全国信息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4%，交通运输业外资占比只为O.7%，与制造业外资占比相差甚远，如此小的数量无法带动国内生产服务业发展。但在部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中心城市，一方面服务业较为发达，市场空间较大，可以提供高端人才，为外资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促进了该地区服务业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以北京为例，在北京重点发展的商务服务业中，外资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012年底，北京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达1311.2亿元，占全市GDP比重7.4%，商务服务业已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北京吸引的商务服务业外资占该产业新增资产的25.5%。在IT企业聚集的中关村高新科技示范区中，2011年，示范区外资研发机构数263个、科技活动人员数2.8万人、科技活动经费89.5亿元。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已成为示范区科技活动的新生力量，在促进示范区产业技术竞争升级，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增强示范区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大量外资进入服务外包领域。近年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措施促进服务外包发展，使其成为我国“引智”重要渠道。一些国际服务外包供应商开始进入我国，部分跨国公司的软件业、信息技术开发、金融保险、物流、国际咨询等服务外包业务开始向我国转移。IBM、微软、甲骨文、思科、惠普、大展、福瑞博德、NEC、索尼、富士通、埃森哲、花旗软件、简柏特等都在我国建立分支机构。这些公司是通讯、信息技术、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巨头，进入中国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服务外包业务，成为我国服务外包出口主要力量。以上海为例，虽然中资企业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外资企业却是最重要的外包出口企业。

　　服务外包发展提高了我国生产服务质量和数量，制造业可以利用外包企业的优势，重组国内价值链，集中精力发展自身核心业务能力，提升自身产业链地位。

　　5.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间互动融合不充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并不充分。江静、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升级问题，认为长三角制造业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必须要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但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不仅我国制造业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我国服务业也在进行结构和质量调整，双方互动并不充分。高觉民、李晓慧的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拉动明显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处于产业转型阶段，二者相互作用并不充分，生产性服务业还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6.可能会导致制造业发展两极分化。外资进入不仅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同样可能导致制造业发展两极分化：（1）外资制造业和本土制造业发展的两极分化。许多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附属性服务业投资以形成较为完整产业链，保证对核心技术控制和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这使得无法获得高附加值服务的本土制造业只能继续停留在产业链低端，明显加大了本土企业与外资制造业的差距。面对外资竞争，本土服务业企业只能引进高端技术与其竞争，或是进入外资不屑进入的区域和细分服务。现实中，后者出现的可能性极高。本土服务企业的低端化可能会导致本土制造业发展环境的进一步恶化。（2）不同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两极分化。由于投资环境的差异，我国的一些高端制造业外资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相应地，高端生产服务业外资亦主要集聚在东部发达地区，极少进入西部地区。而向中西部转移的制造业外资主要被西部各省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优惠政策所吸引，对外部服务需求并不高，这类外资无法带动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中西部和东部的制造业发展差距会不断加大。（3）不同劳动效率的制造业发展的两极分化。Duggan将企业按生产率划分成四部分，其中效率最低25%的制造业企业根本无法从服务业FDI中获益，效率最高的25%的制造业企业可以获得最大利益，其获利约为处于中间的50%的企业获益规模的2倍，这些生产率高的企业通常会生产附加值较高产品并出口。对印度的研究亦显示了相似结果。尽管这些结果可能是个案，但现实生活中，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竞争结果可能会淘汰一批低生产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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