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特例分析。上海的IU比趋近于0.5，表明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的比重与城镇化发展相协调，NU比趋近于1略小于1.2，发表文章说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略微滞后于城镇化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上海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比较协调。这与中央政府的战略定位，以浦东为契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使其城市功能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密不可分。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连续三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发展，服务经济飞速发展（高健飞等，2012），将会快速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快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步伐，使上海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更加协调。海南省的IU比从1994年的0.472下降到2010年的0.554，2011年又下降到0.392，近几年基本在0.5上下徘徊，但NU比从1994年的1.157下降到2010年的0.754，2011年又增长到0.975，与标准值1.2的差距越来越大。海南近十几年来高速发展，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工业劳动力也逐年增长。但是海南的经济基础水平受到地理条件限制，没有交通、原料、人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之热带风光的环境保护要求，工业主导发展不能大面积展开，工业劳动力的绝对值仍然较低;高新技术薄弱，对人才的吸引与聚集能力低，加上海南建省之前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渔业，农业人口仍然占很大比重。城镇化的第一动力是第三产业，工业反而薄弱，城镇化进程已经走在工业化前面，这与其他省市以及全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情况不一样（郑宏毅，1998）。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海南的城镇化目前应采用“自下而上”模式，充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开发南海资源基地，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层次，使非农产业劳动力逐步增加。贵州省的IU比一直居高不下，而NU比一直很小。说明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城镇化率较低，体现了当前贵州的基本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欠发达、欠开发”，目前贵州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人均GDP水平处于全国挂末位置。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距太大，农村人口比重大，大城市出现结构断层（廖治宇，2013）;中等城市数量不足;小城镇数量多、规模过小，使得城市间聚集作用和辐射作用有限。因此，最重要的是将大量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和农业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贵州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依靠小城镇这样一个枢纽，聚集人口，首先发展壮大中等城市，使其成为农村人口向大城市人口转移的跳板，即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模式。其次，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园区建设的互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着力打造工业园区，改变初级产品生产导向的经济模式，促使工业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建设的双向互动。同时，大力推进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

　　3.“三线”分布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1线周围分布的城市，IU比大于0.5，NU比小于1.2，但是距离原点的距离较小，说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虽然不协调，但是偏离程度较小。通过观察上述城市的城镇化率、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和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可知：这些城市工业较为发达，尤其是黑、吉、辽东北老工业基地，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产业发展没有形成集群效应，产业联动性不强。大部分地区表现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第三产业缺乏动力因素，发展较为缓慢，制约了劳动力非农化的快速发展。因此这些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转变发展方式，逐渐由效率优先向协调发展过渡，保证就业工程的有效性，解决就业问题，用人口的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2线附近的城市包括长三角、华中、胶州半岛及其辐射地区和部分西部省份。这些地区的IU比一般介于0.5至0.8之间，城镇化率相对偏低，而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较高，但仍然存在着大量农业人口。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处于“自生状态”，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不强，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没能带动其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有些地区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在这些地区应该实施“双核驱动”战略（张协奎等，2013）：优先发展中心城市，促进城市集群化发展;搞好工业园区建设，发挥规模效应，实现集约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解决劳动力就业为目标，考虑当地的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及区位优势，找出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推进优势产品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3线附近的城市包括部分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这些地区城镇化率基本很低，但是IU比很大，NU比很小。一度“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使产业结构和农村人口就业的空间转移错位，导致城镇化率虚高，而实际大量人口并未完全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未能顺利转化为城镇人口。为提高现有城市的吸纳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在城市中要加快二、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培育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培育新的城市增长点。对某一地区来讲，城镇化发展状况应理解为处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不一定有条件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杨金星，1994）。山区高原由于缺少大城市发展所需的地域空间或由于海拔较高，往往不易形成特大城市，城镇化战略只能走重点发展中小城镇的道路。中小城镇既是形成大城市的“后备军”，也是承启和衔接城乡发展的主要纽带。若用于城镇建设的资金有限，那么就不可能大量增加城镇的数量，而只能集中资金发展某些具有优势区位的增长极。政策主导的城镇发展模式在推动城镇化进程方面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尤其针对那些区位优势不明显、产业发展较弱、资源不丰富的地区，政策主导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这些地区向城镇化发展。

　　结论

　　推进城镇化，要正确认识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城镇化应该与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夯实基础，使两者互为促进，互为推动，各地区根据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优势产业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政府应该着力对各省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推出一元化户改政策。逐渐消除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条件收敛（许和连等，2012），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并且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土地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农民对土地实物的观念逐渐淡化，那些在城市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工才会主动转让土地，才能解决好农村城镇化道路与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起到城镇化道路的载体和推进器的作用。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对于城镇化这类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采用单一的政策加以调控是难以奏效的（周一星，1992）。城镇的发展条件虽有不同，在发展的权利面前应该是平等的。我国“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应该并行不悖，对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城镇都积极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样才能实现城镇化稳妥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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