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经济上取得了质的飞跃。然而持续增长的经济，却未能带动社会的充分发展，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处于不相平衡发展的态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资料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富排位上升了32位，而人类发展指数仅上升了20位，说明我国社会发展已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步显现。

　　在相类似的背景下，社会质量理论这个源于欧洲的新的社会理论被提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地位在欧洲的上升，社会与经济间的不均衡关系日益强化[1]。针对这一问题，1997年1000多名欧洲学者在阿姆斯特丹通过一项宣言，即《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继而社会质量被提出，这一理论成为当代欧洲备受关注的新兴理论加以深刻地讨论和研究，提升社会质量亦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与最终目标。这一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与启示作用。本文从社会质量理论出发，提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提高社会质量的理性选择概念--社会理性，并通过对社会理性的定义，内涵，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阐述，通过对现今社会背景的分析，尝试探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理性的构成和实现路径。

　　一、社会质量理论概述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社会质量指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2]。它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关系的质量对促进人们参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进步和发展的程度，该理论反对将人看作原子化的经济人，而是将人看作社会存在的互动人，以"社会性"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社会质量包括四个测量和分析维度：首先是社会经济保障，指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这一维度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保障条件及其相关制度，它指向的是社会正义，以抗拒社会给个人造成风险。其次是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再次是社会包容，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如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最后是社会赋权，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人们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赋予一定的权能，才有可能发挥潜能参与共同体的生活，提升自身的福祉，提高社会质量。

　　2005年7月，艾伦·沃克在"首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系列讲座"上做了《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抑或社会质量》的演讲，将社会质量理论介绍到中国。此后，我国学者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包括三类：首先是对理论的介绍和阐述，除了对国外文献的译著外，我国学者也撰写了文章介绍与阐述社会质量理论的内涵及外延[3][4]；其次，部分学者注重探讨社会质量理论在我国的适应性问题，欲将这一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构建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社会质量评估体系[5][6]；最后，我国学者将社会质量作为测量工具对我国社会质量情况进行量化评测[7][8][9]。

　　我国学者在社会质量研究中收获颇丰，社会质量理论作为一个测量标准对社会良莠的甄别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也颇具操作性；其作为一个元理论，对社会发展与建设也极具指导性，但在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研究以及对社会质量实现路径的研究略显薄弱。社会质量理论以"社会性"为理论核心，认为社会成员福祉的提升有赖于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与各种关系支持，由此，本文认为一种指向社会，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理性选择概念--社会理性应被构建，它不仅包括个体的社会理性，还包括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选择，以及社会本身的价值规范与制度选择，通过这一理性的形成与实践以实际提高社会的质量水平。

　　二、社会理性研究简述

　　"社会理性"概念在我国早已有之，学者们在哲学，经济，社会学等不同方向和领域对"社会理性"开展了大量丰富的研究，但对于社会理性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评述，主要有以下几类观点：

　　首先，将社会理性视为一种社会道德。陈立国提出社会理性道德的价值偏失和"公德"缺失成为当下中国非理性的社会问题。[10]。王洪才探讨个体与社会关系中提出，传播"以社会主流的或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归依"的道德范式是必要的。[11]徐小平虽未对社会理性展开概念化的解释，但在批判经济理性化时，他指出人们社会理性价值日益苍白，并将理想、信念、道德伦理与情操等纳入社会理性价值的范畴。[12]

　　其次，将社会理性视为构成个体理性的一部分。胡石清和乌家培[13]不赞同将社会理性与集体理性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个体的理性是由具有个体自利性的自利理性，以及社会中个体所具有的社会性的社会理性所构成的，在特定范围的群体组织中，个体的社会理性的总和即是这一群体的集体理性。根据他们的论述，社会理性更像是"利他"与"利己"权衡下的产物，是个体在最大化自身利益之下的选择，这种最大化是相对的最大化，是通过权衡个体能力与目标、投入与所得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或需要群体中他人的协助，或与群体这个整体荣辱相息，当它无法由个体独立达成时，使得个体的这种社会理性成为实现的可能。

　　再次，将社会理性视为一种综合多方面社会因素的理性选择。文军在对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展开分析时指出这是一种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假设的修正之上的，他指出由于受到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限制，人们在具体理性选择中将满意和合理化作为选择的基础，并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作"社会理性"[14]，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将理性行为由低到高分为了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何海涛和许涛在探索"民工荒"问题时，沿袭了文军社会理性的观点，认为社会理性是在"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基础上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15]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陈银飞，他根据人类受外界系统影响的不同将理性分为了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认为决策者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决策时会受到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影响，[16]并将其称为社会理性。此外，吴来桂在探讨社会理性对企业决策人决策影响时指出，社会理性是指人必须在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心理倾向等方面与社会规范和结构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17]即这种理性是一种顺应和服从，以遵从社会规范为行为准则。

　　最后，还有学者对社会理性进行了其它解读。刘少杰从哲学的角度较为全面的阐述了社会理性及其内涵，他认为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本质能力，也就是作用于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则即是社会理性。[18]华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创新是一种社会理性行为[19]，刘诚将广义的社会理性理解为一种合作理性[20]，常健以保罗·迪森理论为出发点，将社会理性定义为社会交往主体认同的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规则。[21]

　　三、社会理性的内涵与特征

　　通过回顾我国学者有关社会理性的研究，可见，不论是将社会这一概念与个体对立起来，将其定义为一种以群体利益为前提的理性思维；还是与经济理性概念相呼应，将其视为受社会环境因素制约和影响而采取的理性行动，以上研究都具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社会理性的研究对象还原为个体进行讨论，将这一理性作为个体在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选择结果，而忽视了社会理性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属性，即社会理性应当是为了满足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形成的，社会系统的一整套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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