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理性

　　经济的增速发展并未如亚当·斯密所断言的那样，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而达到社会最大限度的福利。然而过于遵循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结果便是印证了罗伯特·欧文的判断--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26]。齐格蒙特·鲍曼也曾指出，市场竞争是毫无理性和没有道德的，当它取得绝对的优先权，忽视除此之外的一切时，只会加快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无情的分化过程[27]。

　　回望改革历经的30年，我们似乎将经济建设置于在了一个过高的位置，诚然，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它给予了我们丰硕的回报，然而当社会其他的发展不足以赶上经济发展脚步的时候，社会问题便会在积蓄中不断滋长，经济增长由之前推动我国整体不断向前的"推力"，逐渐转变成为了一股强劲的拉力，不断地将社会拉向两极。孙立平在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时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对之前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资源配置有扩散作用，将财富资源分配给人民，而后由于市场机制、收人差距等多种原因资源又走向财富聚敛过程，[25]61这一扩一聚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们能够明显看到这一过程的发生，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8，接下来的几十年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上涨，截止2011年已涨至0.474，[28]已经超过了警戒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举措在起初之时，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人民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设想却始终难以达成，贫富悬殊、社会排斥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成为我们不得不直视的议题。

　　经济增长自然带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结束了，只注重经济的建设不但不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这一问题。显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下，社会的发展已经不仅是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如托达罗所说："发展必须被视为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29]15在这一阶段欲提高社会质量，如最初般将经济理性作为社会理性的选择肯定是偏离社会发展需求的，将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定位于保障和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并以此作为所有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才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理性主题。

　　五、社会质量理论视阈下的社会理性构成与实现

　　现阶段限制和影响我国社会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前文已有所提及，在此不过多赘述。（2）经济理性崇拜下的拜金主义盛行与社会价值观失范。正如哈贝马斯在谈及"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时所指出的，"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中，使生活世界越来越商品化、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30]如今，市场规律和经济理性大行其道，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牟取最大利益为宗旨的行动准则不仅受用于经济领域，更深植于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利己"的观念在现今被无以复加地放大着，在这种社会价值影响下，社会团结、信任、包容等维系社会稳定的要素都出现了危机。（3）"单位制"解体后的保障功能缺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革，不仅促使以单位制为重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同时也宣告着这一中国特色的管理制度的结束。建国后，"国家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摧毁了以家族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国社会体系"[31]，单位承接了家族原有的社会功能，集资源配置、社会动员、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等功能于一身。单位的消亡将其之前各种繁复的职能细化并由专门的部门或组织承接，然而这种转换在社会发展尚未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很难达到完全的无缝对接。当"单位人"被推向市场，推向社区之时，社会却并未做好充分地接纳准备，使人们所需的社会保障和支持体系出现了缺位。

　　笔者认为，结合这样的社会背景，提升社会质量所需要的社会理性主要由以下几个层面构成：首先是个体的社会理性，它是社会理性的基础。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个体的思考选择往往对社会整体产生影响。继单位制解体后，社会由高度组织化转变为"个体化"的社会，加之经济理性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使个体的利己本性得以肆意，而淡忘了利他、友善、包容等道德价值。重塑社会的道德标准，唤醒人们所具有的追求真善美的社会理性，是社会理性最基本的要素。

　　其次是政府的理性，它是社会理性的制度保障。制度导向和政策制定是某一举措实现的重要推力，如若要以民生为本，构建保障人们基本需求，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理性，政策制度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政府应"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高效有序的发展"[32]，才是政府理性的真正要义。

　　再次是经济组织社会责任，它是社会理性的补充。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至少肩负两种责任，一个是承担并履行好经济责任，合理合法地开展经营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是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在实现利润同时对社会负责。现阶段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直接关系人民的最直接利益的社会事业的发展，是社会质量水平的重要体现。但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当充分发挥其资本优势，成为社会理性的重要构成要素，对制度的推行和实践起到支持和补充的作用。

　　最后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它是社会理性的实现途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个体对互助，关爱，支持等价值取向的追求构成了社会质量的社会凝聚维度。个体的社会理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组织的价值取向，使其在获利之余，肩负一种回馈社会的使命感，成为政府理性制度的支持和补充，为社会经济提供保障功能。而非营利组织正是链接以上各个要素之间的桥梁，是社会理性的实现方法和途径。于个人层面，它是价值取向和道德节操的倡导者，也是给予其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帮助的支持者；于经济组织，它是资源整合与合理运用的协调者；于政府部门，它是反馈民生需要的政策影响者，更是承接社会服务的服务提供者。非营利组织将社会理性各要素有机结合，紧密连接起来，实现通路，它以提升社会福利，满足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是社会理性有效的实现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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