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社会理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理性是相对于个体的经济理性，或者是自利理性而言的，人的社会理性是在受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之后"利己"与"利他"权衡下的结果，也是个体道德价值，与人为善等情操的行为选择。广义的社会理性则应该是全社会的发展要求，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它包括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前提的理性选择，本文中即是讨论的这一广义概念。它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社会理性具有相对性。社会理性并不是我们发现或者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理性，它是伴随人类社会伊始便存在的。当社会经历不同历史阶段之时，社会的发展、个体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社会理性便会呈现不同的理性内涵。例如原始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理性定是大相径庭的，原始社会结群而居，协作狩猎，平均分配产品等行动选择由生产力极端低下所决定，这种社会规范是全体氏族成员以生存为目标的社会理性。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为了生存而形成的理性已不再是主旋律，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使得社会理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以不断探索符合现今社会发展的社会理性是稳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社会理性具有社会性。这里对于"社会性"的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社会性体现在这种理性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以社会需求为考虑前提。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他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而且是理性社会人。[11]社会生活中的行动预期与计算远比单纯的经济活动中"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模型复杂得多，社会关系、情感羁绊、社会舆论导向、社会声望等均是行动选择的重要影响因子，个体的行为、思想不能也不可能将其弃之于不顾。另一方面，社会性体现在它不仅如前者研究所说是个体的一种选择，更是社会整体的选择前提和行为准则。何为理性？"理"有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之意；"性"则是一种性质，是思想、感情等方面的表现，简言之"理性"就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得失评判标准的思维过程与行动抉择。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经济理性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公认的合乎情理的动机选择的话，在社会生活中亦应相应存在这样一种行动指南，使参与其中的个体、组织均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求，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就是社会理性以社会全体及社会本身发展需求为根本的社会性的特征。

　　最后，社会理性具有调适性。刘少杰曾指出："把理性放到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放到社会生活的总体联系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理性既是控制者、征服者也是被控制者、被征服者"。[18]社会理性的这种调适特征源自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发生变化而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理性的重构"，换言之，这种调适性和社会理性所具有相对性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根据社会外在需求而不断评价自身，反思自身，修正自身的结果，它既是社会自我调整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社会理性的演进

　　（一）传统社会以伦理道德为追求的社会理性

　　自春秋战国以来"庶人不议"的观念被打破，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学派在修身，治国，教化等多方面著书立说，不断探索。虽然各家所持观点有异，但都将仁义孝悌作为道德准绳，将教人向善，忠君，明义看作是修身治国的基本，以伦理为本位。在与人交往之时要"爱人"、"敬人"，这样才能做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不仅如此，"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且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在自己谋求生存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生存发展，不能只限于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忽视了他人。在处理个人和国家关系之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做到"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只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左转·僖公九年》）才是真正的忠。仁义道德不单单是对民众的教化，也是对君主治国的要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孔子亦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策》），强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才能让百姓归服。继而被传统社会尊为正统的儒家学派，更是以"三纲五常"为传统社会伦理观念，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封建社会等级秩序。

　　古代中国经济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方式与家庭、家族制度紧密联系，使得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梁漱溟指出中国之所以以伦理组织社会，起初是由于人们在家庭中发现了人类真善美的感情，于是"他一面特为提掇出来，时时点醒给人--此即'孝悌'、'慈爱'、'友恭'等。一面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结构--即所谓伦理"[22]。"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得以发展的条件，更是中国传统伦理理性得以传承的土壤。

　　中国传统社会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形成的伦理社会，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一种与工具理性在展开层面和价值指向上不同的行为规则[23]。这种以伦理道德为基本要义的社会理性，一方面以忠孝礼义为核心，强调人们之间相互的义务及情义关系，并将此作为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以期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另一方面以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维护着君王的统治，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这也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统治如此尊崇儒家伦理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经济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改革开放初期

　　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政治动荡的洗礼，我国经济萧索，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文革后的中国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至1978年，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24]翻了一倍多，但是人民生活仍然很贫苦，科技水平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计划经济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重要经济标志的经济体制，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富强，相反的，物质的稀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给人们带来的是无日无之的窘困生活。

　　改革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使我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经济建设使匮乏的经济生活得以改善，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全民的生活质量。1978年，我国居民家庭平均恩格尔系数超过60%，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界定，这一系数超过59%即为贫困，可见当时的中国还处于难于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阶段。从1978年起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了稳步下降到态势，截止2011年，这一系数已降至40.4%和36.3%，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处于富裕的生活状态，而农村居民也日渐逼近这一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复苏，经济实力的提升，某些与此相关联的社会问题迎刃而解，比如在居民日常生活方面，由之前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日用消费品甚至是生活必需品都极为短缺的情况，逐步转向能够满足供需平衡。同时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政府财政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使其在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医疗、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投入相较于之前都有了较大提升。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很高，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带动社会的发展，同时经济政策相对于其他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的替代性。[25]24改革开放，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当时国情所采取的必要举措，以经济的兴盛促进社会各方面和各领域的再度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提升的全社会的质量，可以说将经济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当时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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