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对教育研究“走不下去”这一共识认同度的提高，出现了个别学者为了避免陷入“不走下去”的研究路径而淡化，甚至排斥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辨析的现象。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贸然打破研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造成了研究本身的异化。教育研究需要进入实践场域，不“走下去”的教育研究形同空想，但教育研究在介入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保有一种态度上的清明，以防止研究者受到实践强大感染力的影响而陷入一种理论的无知状态，进而完全无法在“去那里”之后“回到这里”，失去品评教育实践的资质。人们之所以需要理论引领实践，并不是要去追求一种看似“豁然开朗”的顿悟，而是提供一种态度使实践活动更为切合实践自身的逻辑。人们如若因为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使得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失却了那种审慎、庄重的态度，代之以一种随便、草率的态度，教育研究将全然成为一种失去自觉意识的标准化活动，人们将无法实现以教育促进生活的学术旨趣。

　　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走不下去”的研究搅乱教育，但更需要关注仅强调“走下去”，而忽略了进行理论准备与探析的研究，尤其是要注意在这个教育研究走向实践已成为不言而喻的认识论前提和方法论预设的时代中，为了促使研究戴上“实践”的高帽而极端贬低理论的情况，来防止教育研究在“走不下去”的共识中产生“实践崇拜”现象。

　　二、警惕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现象

　　1.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具象

　　（1）盲目跟风的实践崇拜对大多数不明就里的研究者来说，以“实践”的方式进行教育研究并非源于研究的需要，而是出自一种学术跟风的惯性。确切地说，这种研究把直面教育实践“作为一个具有公理性质的概念，不假思索地作为自己全部思考和实践的前提”[5]，因而成为毫无自主思考意识的被“裹胁”的研究。纵然其方法、过程乃至结果都可算是“实践”的，但由于对流行实践规范的全盘接受，这种研究中的“实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和无所不包的创造功能，在此基础上的教育研究则成了唯一合法和唯一确定的研究模式，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就了“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作为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的地位，甚至发展成为学术霸权。此种教育研究不能容忍其他意见的存在，尤其不能容忍对其权威性提出质疑的意见的存在，否则会发动附庸的力量甚至采取攻击的方式来取缔这些意见，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有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性质之争便是如此。此外，盲目跟风的实践研究虽然生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其方法、观念乃至结论的同一性，非但没有从质的方面推进教育研究获得新的进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智识的减少。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会封闭教育实践的多种路径，更有可能消解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独立性，最终在生产出一系列拾人牙慧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造成人们对真正教育实践的遗忘。

　　（2）功利实用的实践崇拜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现象还突出地反映在研究态度的功利选择上。对一些研究者而言，实践取向的教育研究成为一套操作流程，即只要遵循既定的规范，掌握现成的方法，依据核定的程序，就必然能够进行“实践”的教育研究，从而得出符合“实践”需要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虽然打着“实践”的旗号，但却并没能发挥出“实践取向”所标榜的变化性和生成性，极大地弱化了教育研究的学术价值，使得教育学术研究下降为教育实际研究或者教育经验探讨。因而，对于上述以“实践”为研究目的的教育研究而言，“实践”成为了“现实”或“实际”的代名词，所以研究就成了对某些现实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即时解答，仅关注了一时的效益，而缺乏通盘的考虑和整体的打算。如某些学校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抵消了素质教育的开展，盲目进行学校布局调整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辍学率的提高以及目前一些高校基于就业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提出“职前职后零距离”的口号等现象均属此列。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在思考和实践教育的过程中，仅以某些暂时的需要为终极目的，着眼于一时效益的获取，忽略了教育活动中诸如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幸福生活等一系列涉及教育研究正当性的思考而导致的结果。

　　（3）无视实践的实践崇拜教育研究需要走向实践，从实践出发、为着实践并发展实践的教育研究相对于曾经全盘哲学化或科学化的教育研究更具生命力，也更具时代感。但当“走进实践”已然成为一种“风向标”，在此基础上教育研究的实践取向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自明的价值判断时，则必须对这种自明性加以质疑。诚如杜威所言，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生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一旦我们以某种先验的判断作为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则这种判断所具有的先验性必然会遏制教育生成更多更好的可能，这并不符合研究的学术追求，也违背了教育的基本精神，更会“使我们远离实践，而且从总体上使我们存在一种‘实践的无知’”[6]，失落了实践精神所强调的开拓创新的核心意味，把教育研究沦为打着实践旗号的标准化研究。然而，可悲的是，尽管有学者对不加辨析就“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发出种种质疑，但这些质疑却并未能引起实践崇拜者的注意，反而淹没在一片对“实践取向”的叫好声中，致使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流于口号，成为一种虚无的符号式象征。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反而离实践越来越远，实践取向仅成了某种时尚的理论外衣，教育与教育者的诉求在种种尝试中未能得到满足。

　　2.价值偏执导致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崇拜”

　　借助“实践”本身所包含的强大容纳力与开拓性，“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在提升了教育研究的学术地位，强化了教育研究现实效果的同时，更有效地缓解了研究者的焦虑情绪，“多管齐下”的运用方式和“一石数鸟”的学术效应促使“实践”在“走下去”的呼声中成为教育研究的不二选择。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学术研究“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7]，自律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精神。秉持此种精神，任何研究都需要以清明的态度对主导时代潮流的文化价值观，甚至业已取得某种“自明性”的概念和命题进行刨根问底式的追问，从根源上选择自身的立场，才不至于人云亦云，迷失自我。当实践概念成为无需论证的，甚至以图腾化的面目出现的价值前提引领教育研究时，则必须对它的自明性加以质疑，这不仅是研究者所操持的学术自律精神所为，更是教育实践自身的生成性和对生活的真切关注所使然。以被神圣化、物化的实践指导教育研究，将有损于教育研究自身的品性，最终将这一旨在促进人的生长和发展的探究活动异化为减损人的生长发展可能性的活动。

　　其实，以实践引领教育研究的发展无可厚非，但如若研究者坐享其成，把“实践转向”仅视为“走下去”呼声中的方法运用，就会使“实践”凝聚一切本根的、源始的、自我纠偏性的力量和关系。这种力量促使教育研究中“一切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都被设想交给‘实践’来解决；一切无法奠基的东西，都可以‘实践’为根基，甚至一切目的、方向、意义，也都可以在‘实践’中被发现、确定和完善。‘实践’成了万能之筐，可以盛装一切；‘实践’成了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一切难题的命门；‘实践’也成了万能基石，可以为所有缺乏根基的东西奠定基础”[8]。事实上，此种“实践”已然被从教育之中抽离出来，成为盘桓在生活之外的一种抽象存在物，以此为基础的教育研究也就不再成为与生活一体的探究活动，而成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教育指手画脚的规范化教导。这无异于回到了极端实证取向中的标准化研究模式，不仅加剧了教育研究的价值偏执，无法实现人们采取实践取向审视教育，使教育研究成为真正关注人生的活动的初衷；更把教育研究庸俗化为追逐利益的技术活动，降低了教育研究的学术格调，最终将有损教育活动自身的发展。

　　“没有一种实践能独立于它的实践者对它的思考和信仰之外”[9]，没有任何实践取向能够超越教育研究本身这一实践活动而存在，当私人性的实践追求变身为能够深刻影响教育研究的武器和公理，并“劫持”教育研究时，分析研究者自身的失范行为以及在看待“实践”概念时所采用的视角、秉持的信念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如若因为重视实践而把“实践”置于教育研究之外的话，这种偏执的价值取向无异将导致教育研究彻底走上“实践崇拜”的道路，把原本复杂的教育研究变为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活动。

　　三、拯救教育研究中的“实践”

　　没有一种研究不是从自身的实践出发，也没有一种研究不是以自身的实践作为目的，虽然“实践崇拜”现象的出现对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但走向实践仍是教育生活自身的内在诉求之所在。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研究走向实践的价值前提，并以此对抗“实践崇拜”情结所带来的物役效应。换言之，在漫天的“实践转向”中，我们更需要挖掘并守护教育研究关注人生的学术传统与格调，从而使教育研究真正以“走下去”的方式关切人间、人事与人心。

　　1.审视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研究除了实践之外别无取向，但我们需要对这一取向的获取方式进行追问，才能避免不当的实践取向影响教育研究。从起点上看，教育研究并非游离于生活之外，用以指导教育活动的方法流程或理论体系，教育研究本身就是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是教育发展进步的内驱力而不是外驱力。所以，教育研究当立足于生活之中而不是生活之外推动教育，这就决定了教育研究只能以“向内用力”的方式确定自身的价值追求，而不能以既定预设的方式定位方法取向。从这一点出发，任何人为设计的“实践取向”都不能成为引领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与教育研究真正所需要的“实践取向”具有天壤之别，前者在于获取功利，后者着意生活发展。

　　进一步讲，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下的教育问题，这是教育研究实践取向的外部表征，但教育问题具有连续性、情境性和变化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教育研究实践取向的内涵既包括通过研究获取现实效益，更包括在不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为绵延不断的生活本身服务。生活中每时每刻的作为即为研究，密集不断的生活探究最终将聚合为教育活动，教育以生活探究的方式展现，生活探究中充满了教育的意味，这种双向互动的共赢关系才是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之所在。

　　当教育研究成为一种按照人造的规范而不是遵循实践的逻辑进行的社会活动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现实的需要，却势必会遭遇生活的拒斥。教育研究如果仅在理论上说明教育的可能性，而不在实践中践行教育的可能性，此种理论也无法实现对实践的关照。实际上，“除了通过继续教育的行动本身，没有方法发现什么是‘更具有真实的教育意义’”，“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止境的圆形或者螺旋形的东西。教育是一种包括科学在内的活动。正是在教育过程中，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又反映到教育过程中去，进一步改变教育的过程，因此又要求更多的思想、更多的科学，循环往复以致无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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