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原则不再拘泥于经济领域，而是不断蔓延或渗透进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所谓市场的原则，就是把原来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变为商品，把一切关系简约为（市场的）交易关系。那些从诸如集体、阶级、社区、家庭等旧有的社会性关联中脱嵌而出的乡村个体，经过这样的市场原则冲击或洗礼之后，农民邻里之间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的换工、帮工、互助、合作等传统互惠关系，日渐被即时性金钱交易关系所取代。如今，农民建房用工都必须当天用现钱结算；老人去世“哭丧”也改为市场交易，由专业的哭丧队承担了。在私人的交往方面，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当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要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正是因为过分注重这种交易关系，以至于把社会关系量化为金钱的形式。随着货币关系的泛化，农民之间越来越原子化，缺乏有效结合而处于独立无缘的状态。[15]

　　在这样的个体化社会中，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已经不存在任何“公共”或“集体”的意识了。人们在口头上偶尔提起一两句“公共”或“集体”的话语，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使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私利。于是，人们对“私”的界定也因之更加随意且主观。一方面，“私”的范畴可以随意变动；另一方面，人们对“私”的界定不再有共同认可的标准。原来建之于共同生产或共同生活基础上的共同意识消解了，那个自我主观随意界定的“私”便成为个体行动的根本逻辑。

　　尤其是在一个快速流动、急剧转型的个体化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是在一种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陌生环境中进行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包括性在内的各种需要也可以通过即时性的交易得到满足，较为稳固的家庭、社群因此变得可有可无。个体化农民不但从乡村集体中解放出来，还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脱嵌出来，并处于一种原子化的流散状态。总之，在这样一种个体化社会中，农民的行为逻辑日渐带有功利性、随意性、即时性的特征。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既包含“脱嵌”又包括“再嵌入”（reembedment）。“脱嵌，即个体从历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再嵌入——其含义在此已转向与个体化的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一面——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16]吉登斯也指出，所谓“脱域”（disembeding）是指人们的社会关系从互动的地域性或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out）或“抽离化”，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起来。[17]然而，正在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个体化，至少在目前尚无迹象显示，它会再次以一定的形式结合或联结起来。

　　尽管国家有选择地给社会让渡了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空间几乎完全是“空”的：一方面，在这一社会空间领域中，当需要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安全时，国家却借故缺场（或离场）了；另一方面，社会本身至今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机制，能够让它自我运转起来，更遑论使之发挥一定的社会性作用——对国家起到必要的参与、合作乃至协商、制衡的作用，对社会领域本身起到联结、团结乃至规约的作用。

　　这仅仅是对社会空间的总体性观察而已，一旦深入到当下中国社会内部去考察将会发现，中国社会（空间）并没有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等体制性改革打破城乡社会之间的藩篱。因此，那些从乡村社会脱嵌出来，奔向城市社会的年轻一代农民个体，往往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或者流散于城市社会内部，根本无法在城市社会实现“再联结”或“再嵌入”。

　　如何建设公共性

　　对照西欧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不但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体化，而且是一种畸形的个体化。如何医治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的病变？公共性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良药。

　　什么是公共性？有的把它理解为公共价值，有的把它理解为公共精神，有的把它理解为公民性，但是所有此类理解都存在滑向一致性、同质性、共同性等不容商议的宰制性认识论危险。在定义公共性之前，必须注意到，“公共性是建立在多元而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这一理论假设上的，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差异的、甚至矛盾的个人必须生活在一起这一理论假设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承认差异，尊重差异，让差异的个体得到合理和正义的共处的理论”[18]。诚如阿伦特（HannahArendt）曾经指出，公共性的重要特点是差异性和共在性的统一。所谓“共在性”，是指不同的个体人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世界；所谓“差异性”，是说共在于这个世界的个体人是千差万别的。阿伦特认为，不同的个体都带着自己不可化约的差异性进入公共领域，这种同时在场而又保持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状态，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点。公共性的本质是各方视点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尽管公共世界乃是一切人的共同聚会之地，但那些在场的人却是处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事物必须能够被许多人从不同的方面看见，与此同时又并不因此改变其同一性，这样才能使所有集合在它们周围的人明白，它们从绝对的多样性中看见了同一性，也只有这样，世俗的现实才能真实地、可靠地出现”[19]。受其影响，哈贝马斯才提出：“本来的公共性（即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20]

　　公共性是一个新词，当下人们之所以讨论公共性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分化、多元、差异乃至个体化，因此关于公共性的讨论不宜无休止地追溯过往历史。换言之，公共性不是原有总体性社会的特征，而是在一个日渐分化、多元、差异乃至个体化的现代社会里重新建构公共生活何以可能的新论题。公共性的建设不是回转到传统的总体性社会，而是探讨在一个日益分化、多元、差异乃至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中何以实现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所以说，公共性既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属性，也是维系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

　　对于一个高度个体化、全靠自己的社会（find-out-for-yourselfsociety）而言，达成公共性是否可能呢？建立在个体化流沙之上的社会如何实现整合？贝克的回答比较悲观。除了种族隔离、强权压制等倒转历史车轮的做法以外，贝克认为目前有三条道路，即求诸超验共意（transcendentalconsensus）、共同物质利益或国族意识，不过他也指出这三条道路同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脆弱，难以发挥长远作用。第一条道路试图通过价值来实现整合，但是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及人们不得不为自己建立的种种联系，蚕食了价值共同体自我维持与不断更新的基础；第二条道路把整合的基础建立在分享共同物质利益之上，但这种观点的基本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混淆了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三条道路诉诸国族意识，但这条道路同样也行不通，因为随着民族认同的松动，国族整合也随之崩溃了。[21]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贝克认为至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说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可以整合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对这种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只要人们在面对生命中的重要挑战时（失业、自然灾害等）能够被成功动员与激发。在旧有的社会性正在‘蒸发’的地方，必须对社会进行再造。因而，只要个体的突围没有受阻乃至倒退，那么整合就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利用好这种情势，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合，整合就能实现。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仍然有力量、想象力和时间来进行这种‘政治发明’，这个问题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22]曾经有人把四川汶川地震那年定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或许是基于地震灾害所激发出来的民众齐心协力抗灾的精神和自组织行动而言的。然而，随后的发展却显示，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利用好这种情势，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合”，以致如今的中国社会愈发个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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