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细心的人仍然能够在现实中发现一些零碎的“政治发明”，从一定意义上为诊治个体化病症提供启发性价值。其中，湖北省秭归县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推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发明”。所谓“幸福村落”建设，就是当地政府在村落社区中引入一套自治、参与和合作机制，通过村落理事会组织和“一长八员”的制度设计①，激发村落社区居民的公共行动，在公共行动中孕育、产生村落社区的公共性，最终实现村落公共产品的自我生产或自主供给。“幸福村落”建设这一“政治发明”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归功于当地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好这种情势，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合”，建构了与个体化农民利益相互关联的、与其日常生活紧密联结的整合机制。“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成为公共性的第一个标准；多元、差异、矛盾的诸多主体，在进行参与的互动中，能否实现社会正义和人性正义，是公共性的第二个标准。”[23]“幸福村落”建设恰好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着符合这样的公共性标准的生产机制。

　　“幸福村落”建设经验还告诉人们，使个体化农民再次嵌入乡村社会，不能简单地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的制度和机制供给与乡村社会实现有效对接，能够极大地激发乡村社会的内在活力和凝聚力，这样的地方政府作用就是必要的且合理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如何介入的。例如，陈蒨通过对浙江杭州西湖梅家坞“茶文化村”和台湾宜兰县白米“木屐村”两个村庄文化开发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两地地方政府都有意运用文化政策致力于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的开发，但由于实施的文化政策不同导致了两地社区认同、公共精神建设方面不同的文化治理效果。台湾的社区文化建设是以“公共精神”的重构为基础的，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不忘社会建设，这与大陆“梅家坞”案例中的地方经济迅速发展，而个人主义却借机抬头有很大不同。[24]

　　无论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经验还是台湾的社区营造案例，均表明，乡村社会公共性建设离不开国家以合理的方式介入。尤其是当乡村社会已经失去自我动员、自我组织能力的时候，更需要国家的适当介入。总之，治疗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病变，必须从国家和乡村社会两边同时发力，最好是二者能够建立一种良性的互赖式治理关系。中国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和乡村社会协同创新去解决。

　　注释：

　　①村落理事会由村落理事长和理事（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维权员、管护员、环保员、张罗员等“八员”）组成，简称“一长八员”，他们由村落群众或村落户代表民主推选产生，属社会组织成员，以义务方式履职。在具体实行中，往往根据村落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如果村落精英较多可以“一人一职”，如果村落精英较少可以“一人多职”。秭归全县12个乡镇共划分1361个社区、2065个村落，选举产生“一长八员”9347名。这些活跃在全县各个村落的近万名村落“一长八员”，在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益事业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农村社会一支不可小觑的、“常驻”“编外农村工作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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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UlrichBack.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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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个体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21、21-22.

　　[24]陈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化治理与空间营造.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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