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亟须破解的难题，也日渐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反腐败是一项长远的制度性工程，其根本在于构建一套规范、制约权力的监督体系，在诸种反腐败措施中，财政信息公开构成了有效监督权力的前提性保障。鉴于对我国国情的考量，尤其应当将公共财产公开作为可操作、可施行的切入点，再让官员私人财产公示以相对妥当的方式同步推进，从而形成完整、彻底的公开机制和反腐进路。通过顶层治理与公众参与的结合，发挥权力机关和社会民众的多元力量，进而建设一个更加廉明、强大的国家。

　　关键词：反腐败；权力监督；公共财产公开；官员财产公示；顶层设计；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F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15-007

　　作为寄生于公权力的“毒瘤”，贪腐问题古今中外概不能免。在一定程度上，腐败成为了各国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顽症”，考验着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政府的政务绩效。党的十八大报告严正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面对我国严峻的反腐倡廉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要构建防范腐败的权力监督体系，一些学者主张建立官员私人财产公示制度，但我们认为，立足于当前的实际国情和实践经验，更具可行性的公共财产公开制度应当先行一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1），预算是财政活动的基本框架，故预算透明及其法治化实为反腐的长效机制，借助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等的鲜明呈现，公共财产的筹集和支出状况得到了集中反映。因此，在反腐败的整体进路中，亟须以统一、细化的预算为平台，优先实现公共财产公开，并密切关注官员私人财产公示的跟进，探寻一种冲突相对较小、认识较为统一、效果更加显著的改革策略，进而构建起完整的权力规范、监督体系，从源头上遏制和防治腐败，促进政府的廉洁、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和谐。

　　一、公共财产公开的反腐意涵

　　通过在公共资金的管理、使用上实行财政信息公开，便于人大和民众的权力监督，这一过程不仅能产生反腐败的震慑力量，还能逐渐提高官员的自控觉悟，唤醒公民的纳税人意识。

　　（一）公共财产公开：防治腐败的监控机制

　　腐败的另一侧面往往是暗箱操作，即公职人员不合法地操纵权力，将公共资金据为己有、挪作私用。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腐败的源头就是权力，滥用权力的场合和客体主要表现为资金。因此，防治腐败应从资金监管入手，把关好公共资金的日常流向和具体用途，便能掌握行政权力的命脉，达致对腐败的密切监控和有效约束。毕竟，财权决定事权，监督财权也就意味着从根源上监督了政府的各项活动。而要实现对政府财政活动的全方位监督，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为财政信息公开。只有将财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保障权力机关全面地获知被审查对象的有关情况，保障公民重大事项知情权、参与权的充分行使，才能改变政府与人大、公民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得贪腐的欲念迫于外部威慑而无法生存。正所谓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通过推动公共资金公开，让阳光普照权力运行的各个角落，便可驱逐阴暗、净化风气。公共财产是全体公民的财产积累，国家的“钱袋子”也是全体公民的“钱袋子”，所以，财政资金的公开在政务信息公开之中尤为核心，有助于抑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应当成为廉政建设的突破口。

　　在现代国家财政的框架下，预算制度作为财政运行的整体机制，是监督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途径。[2]故我们强调的公共财产公开，以预算公开为主体和核心。所谓预算公开，是指各级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的编制、执行和决算的全部过程，不仅要经过国家权力机关审批，还要通过新闻媒介向广大公众公布宣传。而且这自然要求，预算本身必须满足确定性、具体性、完整性、及时性、可读性及参与性等基本特性[3]，唯此，预算公开才有意义。政府活动所依赖的每一笔资金流动、每一项收支安排都能在预算中得到真实的反映，将预算向人大和社会公开，有利于宏观与微观兼具地控制行政行为，从而取得比单纯依靠人事任免更有针对性的反腐成效。

　　（二）公共财产公开：防治腐败的法理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运用直接涉及公共财产的使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直接关系到各种商业活动的管理，直接与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因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和裁量权，故一旦不能施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公共财产将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重灾区。[4]而且，在内心认知上，部分官员对于公共财产的性质和用益仍然存在着错误的理解，未能将其视为全体纳税人的财产，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公共财产服务于公共目的的本旨，更未将妥善管理、精心用度公共财产作为自己的职责，而是视之为“公家的财产”，竞相从中“分一杯羹”。对于这种行为，虽然大部分民众已经觉察到其侵益性，但是，纳税人意识和权力监督意识尚未在全社会普遍形成。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中，权力作为纳税人的对立面超然运作，无论修渠、办学等都成为君主的恩赐，这样的社会下不可能诞生独立的、摆脱对权力的隶属的纳税人，而这种依附于权力的思维惯性在现今仍有留存，使得公共财产成为公民监督视阈的“盲区”。因此，当我国财政模式已逐步趋于“税收国家”（2）时，只有纳税人跳出单纯承担纳税义务的狭隘观念，以国家公民和公共财产供给者的身份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经由民主监督，形成抵制腐败侵入公共财产的坚固屏障。

　　从理论基础看，公共财产公开也与公共财政理念相互契合。在公共财政的视角下，国家借征税等手段依法筹集财政收入，提供符合民众需求的公共物品与服务，这正赋予了财政行为正当性；政府基于人民的信任管理、运用财政资金，实际上是在履行受托责任。[5]相对应的，纳税人作为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以缴纳税收等方式供养政府的生存和发展，也就理应享有获取充分的财政信息并约束行政行为的权利，以防公职人员侵蚀公共资金、侵害公民基本财产权。进一步说，公共财产公开亦与民主法治、责任政府等理念一脉相承。通过做实各级人大的预算审批和监督权，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对财政活动进行广泛的监督，以确保政府合法、高效地行使全体公民授予的公共权力，将“取之于民”的公共财产“用之于民”，这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具公信力、更负责任、更得民心的政府，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此外，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下，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握有由宪法赋予的不能转让、不能分割、不能移易、没有强大政治力量与之抗衡的巨大权力，这就容易使权力的天然腐蚀性得以显现。[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积极推动公共财产公开具有深厚的反腐价值，在当下的反腐败进程中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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