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核算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将跨时预算约束加于政府财政体系上，即当前和今后所有福利支出都要有人来承担（不是由当代人承担，就是由后代人承担），实现收支平衡。在该模型中，EDt+1和IDt+1会受到各代人口规模、养老金水平、公共支出水平、养老金缴费率和其他税率或供款率的影响，通过政策模拟，比较调整不同政策参数对财政平衡和代际分配的影响，就可以探索出最优改革方案。

　　当然，也有人对代际核算模型提出了批评。首先，代际核算模型缺乏对经济结构因素的考虑，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财政平衡上，忽略了很多由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变化，不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次，代际核算方法平等地看待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忽视了二者的差异。而事实上，由于隐藏债务影响的更多是将来，显性债务则会在当下产生即期影响，如果不能解决好当前的债务也即不处理好当代人的公平问题，解决隐藏债务和实现后代人的公平似乎也是不可能的③。第三，建立模型时，涵盖了所有财政活动，而政策调整却往往只能针对一项政策，不仅政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只调整一项政策并不科学，而且通过调整一个政策参数来改变整个系统也并不容易。第四，在模型中，“最后一代”人承担了更多的债务，而既然这一代人从前代人那里继承了债务，他们也可以将之转移给后代人，这就出现了代际不公平。那么，如何避免债务剧烈膨胀，将债务在各代人平均分配，实现各代人代际账户的基本一致，就成为衡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体系代际公平性及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隐性税收

　　1997年，辛恩（Sinn）提出了“隐性税收”（Implicittax）模型，认为对于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而言，其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担都可以视为对个体生命周期内收入的一种隐性征税，体现为劳动者劳动期间的供款和退休时期养老金待遇的差异，用于分析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下人口老龄化对不同代个体的影响[6]。

　　从前文分析可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实现收支平衡，不会出现巨额债务。但是，从上式可见，即便没有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个体的隐性税率也大于0。原因在于，一般而言非积累型养老金体系的内部收益率要小于用于折现的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④。人们被迫参加一个强制的现收现付体系而不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从而会损失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收入，构成了隐性征税[7]。

　　甚至，在现收现付模式下，即便不考虑投资收益率和折现因素，也会给后代人带来负担。因为，有两代人，分别是制度建立时已经退休的第0代（无需缴费，就可获益）和制度建立时已经工作过一个时期的第1代（缴费1个时期，获得全额给付），会在第1代时期和第2代时期获得养老金给付，却没有（或没完全）在整个劳动周期内支付养老费用。他们的隐性税收可以表示为：

　　由于建立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时应支付的养老金大于他们缴纳的费用（只有第1代人缴纳了1个时期的费用），使得制度建立之初的这两代人的隐性税收是负值，需要由后代人承担，构成了对他们（正值的）隐性征税。可以说，隐性税收是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天然产物。那么如何合理分配各代人的负担就成为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实现代际公平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该模型提供了微观层面上测量人口老龄化对个体影响的工具，不仅可以衡量各代人隐性税收即代际负担的情况，还可以通过研究不同代个体的隐性税率，分析其对个体劳动决策的影响，预测社会劳动供给情况。

　　四、结论与讨论

　　养老保险是国家强制建立的，通过收入在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或不同代之间的强制转移，保障劳动者生活质量的一种制度。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无论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都可能出现债务积累，影响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并波及到公共财政，导致代际分配失衡和代际不公。

　　本文介绍的这四个模型就是通过测量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或公共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评估未来代际分配的情况，并据以探讨政策改革方案。通过对这些方法的介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然出现代际不公平。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因制度设计的因素，具有典型的代际财富转移特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会出现代际分配不公平。对于基金积累制而言，是在个人生命周期内的财富转移，代际财富转移特征不明显。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养老基金收益率低的因素，也会在未来出现收支缺口，形成债务积累。这需要由公共财政承担兜底责任，同样要由后代负担。可以说，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代际不公问题，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代际公平的要求⑤。

　　2.这四种测量模型各有优劣。首先，从关注对象来看，单独测量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可以更精确地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债务的影响，而且养老保险也是代际财富转移最明显的一个领域，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代际负担的情况，但这样却忽视了其他涉及代际财富转移的项目，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养老保险作为公共财政的一个项目进行测量，虽然可以全面考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却将代际财富转移特征不同的项目糅合在一起，稀释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体系收支平衡的影响，无法单独获得养老保险领域的结果，不利于提出改革方案。而且，各国社会保障预算模式不同，比较而言，在基金预算模式下，养老保险单独预算，本身就是通过分割减轻养老保险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可以单独测量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在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社会保障一揽子预算以及政府公共预算下的二级预算模式中，将养老保险作为一个预算项目纳入到公共财政体系中进行测量是可行的。其次，从测量层次来看，宏观层面的测量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或公共财政体系的影响，提出宏观层面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局限于养老保险，但却不能提供微观层面对个体的影响结果，测量结果不够具体，不利于政策改革的宣传；微观层面的测量虽然将结果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在未来所应承担的负担，使得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不同代之间每个个体的负担大小，但由于将结果具体到每个个体，不利于宏观的分析，也无法将之整合进宏观的经济社会政策改革之中⑥。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代际负担影响的测量是复杂的。首先，这些模型单纯地研究财政问题，却忽略了由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一些内源性反应及由此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参数也会受到影响。其次，从这四种模型的构建及操作步骤来看，都设定了一些假设条件，例如在一个劳动周期内工资、缴费率等不变，而这些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尤其是，这四个模型的研究都是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诸多参数如人口数量、缴费率、收益率、工资、折现率等，如何更加科学地设定相关参数，协调不同参数的关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与发展时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一些政策方案不断改革完善，科学设定相关参数和情境就成为利用这些模型进行研究的关键。

　　4.代际公平应该成为研究人口老龄化影响、评估养老保险长期发展、探讨改革方案的关键。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议题，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在长期运行中也直接或间接涉及代际财富的转移，应该将代际公平作为衡量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作为进行养老保险改革的价值诉求之一，从实现代际公平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方案。但是，代际财富转移并不是只发生在养老保险中，还存在于其他领域，既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私人领域。例如，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照顾服务，不同代之间的债务或财产转移等。如果只考察公共转移而忽略了私人转移，如果只研究养老保险领域的代际转移而忽视其他领域的代际转移，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⑦。这些都应该成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前置议题。

　　5.在现有制度模式下，对养老保险进行改革并不容易。首先，社会养老保险是一个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制度，是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社会制度，待遇的刚性特征使得很难降低当期每一代人的待遇水平。其次，代际间的谈判因为后代人的缺位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单个个体而言人们可能会关注自己后代的利益，但是就一个整体而言，则很少会考虑后代人的利益，人们更多地会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从上代人那里继承了债务，就可以将债务传递给下一代人，而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债务被积累起来，直到最后一代人。后代人作为尚未出现的一代，他们的权利只停留于政治哲学或伦理学方面的探讨，他们的代理人是缺位的，他们也无从伸张自己的诉求，即便主张后代人权利的人也是当代人，从而不可能通过代际间的谈判来实现以代际公平为目标的养老保险改革。第三，即便我们基于实现代际公平的目的进行改革，要么是降低待遇水平，这会损害退休者的利益；要么是提高缴费水平，这会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而且提高了缴费率也会导致新的累算权益的增长），都无法在不损害任何一代人利益的情况下达成改革的目的（非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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