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田园诗具有鲜明的闲适情调，蕴含着丰富的闲适文化，展现了唐代文人对闲适人生的执著追求。然而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唐代文人在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与闲适意趣的同时，并未全然忘怀身外的现实世界，而是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对社会弊端的愤慨与批判，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唐代文人的另一精神追求--淑世精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淑世精神属于"载道文化"的范畴，是以儒家"志于道"作为人格理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

　　有唐一代，统治阶级采取了儒、道、释三家思想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从立国之本而言，儒学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唐代文人的人生信仰也比较自由开放，多出入于儒、道、释之间。如果说唐代文人在人生信仰、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常常杂以佛、道，那么从终极人生价值取向上来看，儒家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关怀现实政治的淑世精神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早已在他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并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唐一代，不仅有杜甫、韩愈这样终身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人典型，即便在那些深受佛、道思想浸染的文人身上，也能发现儒家思想的鲜明体现。例如有"诗佛"之称的王维，虽然从中年以后即寄意园林，专心诵佛，但终其一生却从未离开仕途。因为他认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并为自己晚年"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而深感惭愧（《与魏居士书》）[1]。

　　诗仙李白的思想也颇为复杂，道教对其影响尤为深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但 "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理想与追求也伴随其一生。而强调文以载道，裨补教化的儒家诗教观也进一步促使唐代文人以诗歌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如陈子昂在其诗歌革新理论的代表作《修竹篇序》中提出诗歌应恢复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2]；元结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3]；白居易则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4]。

　　在立足于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儒学诗教观的双重影响下，唐代田园诗体现出较鲜明的淑世精神。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那些富于闲适情调的田园诗（田园牧歌）倾注了更多的欣赏与关注，而相对忽略了深蕴淑世情怀的田园诗，甚至把它们排斥在田园诗的范畴之外，这无疑阻碍了对于唐代田园诗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全面把握。

　　一

　　初盛唐时期，在王绩、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田园诗作中，抒发悠然自得的闲适之乐确实是其诗歌的主调，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能从中窥见到他们内心深处那并未完全泯灭的淑世情怀。如王绩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开首写道："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说明诗人早年曾是一位胸怀天下、志在兼济的儒士，中年之后的归隐避世完全是不得志后的无奈之举。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分明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苦闷与不甘。

　　王维在尽情抒写自己悠游田园的隐士风流的同时，也时不时地摄入农家艰辛劳作、生活贫困的身影："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野望》），"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赠刘蓝田》），"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田家》）。

　　孟浩然作为一位典型的盛世隐士，在陶醉于"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题张野人园庐》）的闲逸之趣时，也坦露过"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元日田家》），"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真实心迹。

　　李白是人所共知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之为"盛唐的时代歌手"。李白的诗不仅赞美了帝都的壮丽雄伟，城邑的富庶繁荣，也展现了乡村安乐、富足的生活景象，如《赠徐安宜》和《赠清漳明府侄聿》两首田园诗，都生动展现了太平盛世下的乡村景象。但诗人的真实用意则在于对友人徐安宜和族侄李聿出色政绩的夸赞："白田见楚老，歌咏徐安宜。制锦不择地，操刀良在兹。清风动百里，惠化闻京师"，"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小邑且割鸡，大刀伫烹牛……问此何以然，贤人宰吾土"，而这正是李白平生所追求的"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的政治理想的图解[5]。

　　如果说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淑世精神还只是偶一显现，那些长期处于困顿之中，与底层百姓有较多接近的贫寒之士（如高适、杜甫等），对农民生活实际的了解，远较王、孟诸诗人深刻，其同情民生疾苦并希望有所作为的淑世精神在田园诗里也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鲜明。如高适的《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一句"深觉农夫苦"，突出表达了诗人同情农民的仁者之心；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又如他的《东平路中遇大水》写道："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畴。……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圣主当深仁，庙堂运良筹。仓廪终尔给，田租应罢收。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该诗真实地描写了洪水给东平一带的农民带来的严重灾害，希望统治者能施行仁政，赈济灾民，免收农民的租税，然而诗人的济时之策是很难被采纳的，因此心情悲愁、郁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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