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过头来看刚才讨论的张生解诗的情节，仔细去想，里面似乎还有矛盾。假如说张生认为莺莺是约他到花园里，那么后面对"迎风户半开"的理解"他开门待我"，无疑就应该是指莺莺会开着花园的门，也就是那个"角门儿"待他了。既然如此，那后面又解出"着我跳墙过来"，岂不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尽管后来张生真的跳墙过去，是因为红娘的"导演"，而在这里张生一本正经地思考"小生读书人，怎跳得那花园过也"，说明他还是真的认为莺莺是让他跳墙过去的。那么，他又是怎么去理解"迎风户半开"的呢？若是他没有把"户"理解为花园的角门儿，而是按照常理理解为莺莺的房门，又怎么会把约会地点理解成花园呢？

　　对于如何看待这其中的矛盾，黄天骥先生在论述张生为何解错诗时有很好的解释，我颇为赞同。他认为张生是在红娘对他发了脾气并拒绝为他帮忙撮合时接到了莺莺的简帖，看到小姐约他幽会，难免头脑发热，大喜过望，而在这个时候，对诗的解读多少有些矛盾，反而更能"表现聪明的志诚种至痴至呆的个性"，"从而使情节充满喜剧性"，因此更是王实甫的高明之处。

　　另外，作者当初写作剧本，其实并不是想着要"传之名山"，无非是"自娱娱人"罢了。也就是说，作者创作出一个剧本，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演出。既然是为了"演出"，为了"娱人"，把握情节吸引人与否才是作者的第一要务，至于在一些细节上，作者很清楚看戏的人并不会太过在意，所以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细致地去追究。也许在日后的演出中，有人慢慢觉察出哪里还有些矛盾，于是在后来的演出中又会慢慢改进。戏剧在流传过程中，会不断被改编，大概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① 戴不凡、霍松林、董每戡、蒋星煜及黄天骥等许多学者在其著作或论文中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② 参见霍松林著《西厢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戴不凡著《论崔莺莺》，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0页；蒋星煜著《〈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1-502页。

　　③ 凌景埏：《董解元西厢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④ 参见黄天骥著《冷暖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156页；黄天骥著《〈张生跳墙〉的再认识--〈王西厢〉创作艺术探索之一》，《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蒋星煜著《〈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93页。

　　⑤ 王季思：《西厢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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