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双重身份的焦虑。

　　阿娜尔古丽具有民族融合的血脉，生于新疆，成长于内地。从童年开始便接受汉文化教育，具有扎实、深厚的汉语言文化功底，能够在文学世界中信笔书写而毫无语言障碍，这是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所不具有的文化与语言素养。她对新疆的故土情怀很大程度上是以童年记忆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双重的民族身份使她常常处于交叉地带而被怀疑、忽略。阿娜尔古丽在《我的民族就是我的创作信念》一文中写道：当自己和双胞胎姐姐问临终时的母亲她们是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时，弥留之际的母亲说她们是纯正的维吾尔人。正如《糖水玛娜》中，狄校长从成千上万张雪片般的简历中选中了玛娜，就因为她在民族一栏内显赫地填着维吾尔族。可当她到学校任教时，所有人都被这个长相酷似汉民、没有任何民族特征的维吾尔族女孩激怒，怀疑、中伤、陷害纷至沓来。在《我的民族就是我的创作信念》一文中，阿娜尔古丽还谈到十周岁时自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作品，可是害怕用自己的名字，大多使用笔名。主要担心自己的汉民长相和维吾尔人身份会带来太多的怀疑和不解。成年后，尤其是晓谕文坛后，这种焦虑如影随形。随着阿娜尔古丽阅历的增加，她正视了双重民族身份的客观性，并且以自己的民族作为创作信念，这使她在坚守中多了一份民族自信。双重民族身份使阿娜尔古丽具有其他作家所不及的双重文化心理体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冲撞与调和。这是她宝贵的创作资源，但同时也带给她无法摆脱的心理焦虑。由于童年离疆，在内地接受汉文化教育，使她与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生活产生了断裂。她仅仅依靠童年记忆来书写新疆印象，再加之不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众多热爱她的读者建议她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时，她陷入到无法言说的尴尬中。母亲说她是纯正的维吾尔族，可她却有着汉族的长相；她以自己的民族作为创作信念，但她却不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生活风习。双重民族身份和特殊成长经历使阿娜尔古丽在浪漫言说的同时焦虑重重。

　　第二，中心与边缘的矛盾。

　　从阿娜尔古丽的总体创作来看，她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犀利的笔锋刻画出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格标本，并将人性善恶、道德思考作为小说表现的中心。她关注空巢老人、打工子弟、失学儿童、二奶、"北漂"等。她在小说中表现的正是当下社会的中心问题。她身兼多职，活跃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在当代文坛中，她的创作应当划归于中心写作。但维吾尔作家的民族身份使汉文学界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将其划归少数民族作家的行列，不对其进行统一文学背景下的研究分析；在维吾尔文学领域，又因为阿娜尔古丽特殊的出身以及汉语原创等诸多原因，尚未完全接纳她的写作。尽管她是2008年维吾尔文学最高奖项"汗腾格里"文学奖的获得者，但在维吾尔文学界和维吾尔族读者中，她还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这使得阿娜尔古丽这样一位知名的青年作家陷入了"蝙蝠人"的两难境地。她不能构成民族作家的双语创作，不能对民族生活进行原生态的书写，更无法生动、完整地展现民族风情与传统。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她成为边缘作家而被忽视。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使阿娜尔古丽的小说创作研究成为一片空白，使她在交叉中被忽略。蜚声文坛的阿娜尔古丽渴望被阐释，却陷入了不得不自我阐释的境地。她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以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她"进行叙述。小说创作中作家的自我置换和人物的双重角色既是叙事特征，也是作家不得不进行自我阐释的无奈表现。

　　第三，家与家园的纠结。

　　阿娜尔古丽在小说中表现出浓厚的家园情结。《青春的边界》中，邱晏彪一曲《阿瓦尔古丽》使思乡的欧阳佳紫潸然泪下；《在冰上行走的鱼》中，欧阳佳紫在弥留之际看见了蓝色的伊犁河、高大的白杨树、手提羊皮水桶的母亲；《伤心的网事》中，明丽为了躲避鸿雁的纠缠逃到了新疆老家；《盐湖囚徒》掀开了家园尘封的记忆；《大风起兮话草原》则讲述了守候家园的故事。家园在阿娜尔古丽的小说中已抽象为一个意象，是人物精神生命栖息所在，是一片记忆中不受都市污秽染指的净土，更是作家用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构建起来的，并与童年记忆整合后无限自由的精神空间。家在阿娜尔古丽小说中则表现为都市中属于自己的房子、爱情的归宿，实则为家庭。在阿娜尔古丽笔下，身为"北漂"的知识女性大都年过三十，但爱情失意、成家无望。《爱情的残骸》（副标题为"献给我曾经爱过的一个维吾尔男孩"）就是家与家园的激烈冲撞，肖丽渴望家与家园的合一，但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梦想。这也表现出作家内心深处对民族基因的归属感与追求现代生活理想间的矛盾冲突。刘大先先生在《2011年〈民族文学〉阅读启示》中提到"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迅速崛起随之而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关情感的诸种表述：爱的不死梦想，欲望的纠葛不清，都市情感的不可靠，传统贞洁观念的回响，青春纯美的追求，人世沧桑的认知……情感的另一维度是对于理想的执守，无论是真爱的呼唤，还是乡土伦理的守望，还是宗教性质的沉浸，在这里显示出了民族文化心理波澜不惊却又根深蒂固的影响。"{4}

　　阿娜尔古丽小说创作的相似性并不是指表面的雷同或复现，而是作家精神世界的别样展示。她在相似的人物、情节中进行着无限的变化组合，使小说类而不同。潜藏于作品表层之下的丰富是需要我们用跨民族和文化的眼光来审视，用宽广、包容的胸襟来接纳的。

　　{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常宏等译：《论艺术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61页，第262-263页。

　　{3} 钱理群：《心灵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

　　{4} 刘大先：《2011年〈民族文学〉阅读启示》，《民族文学》 2012年第1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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