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象学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方法，虽然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但始终未能在文化产业研究中获得应有的关注。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文本形态--媒介形态"的过程。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有助于解决文化资源开发中既追求个性创造又追求受众市场的特殊要求。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关键词：文化资源；现象学；意向性；文化产业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提升软实力的国家战略，随着市场经济下的工业生产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型"到"精神匮乏型"的转变，振兴文化产业凸显出必要性和紧迫性。所谓振兴，就是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其中包括了新闻、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文艺演出、主题公园等诸多领域。以往针对以上这些文化产业领域基本上采取分类研究，新闻、影视、广告属于传播学，动漫、网络游戏属于计算机应用与信息科学，文艺演出、主题公园属于策划学、营销学，等等，而且还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也纷纷浸入这些研究领域。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生产资料，通过相应的生产方法，最终生产出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生产方法--学术研究称之为方法论--要实现文化资源从原始形态向媒介形态的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资源必须转化为一种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阐释和定位，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主动地解释并接受。因此，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过程Ⅰ）--文本形态（过程Ⅱ）--媒介形态"的过程（模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以往文化资源的自发性生产，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性和历史逻辑的连贯性，缺乏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解释，很难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当前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学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的方法论。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文化产业正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身范畴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建构出适合文化资源开发的方法论并开发出结合实际生产的应用模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为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在自发的生产方法中，从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过渡到媒介形态这两个过程是分割、独立进行的。前者属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后者属于传播研究者的工作，生产出能够被当下消费者接收并解释的媒介现象。自发的生产方法通常采用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主要利用归纳法保证获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够相互证明，比如当前很多文化产品生产之前都会进行市场调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绎法保证生成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产者都会根据市场调查的消费者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产品定位。但是，实证研究在实际操作当中不可能保证完全归纳，而且在将大多数上升为一般性的同时，容易忽略少数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设置先验起点的形而上学方法，在保证过程真理的同时，难以对先验假设进行有效性论证。同时，作为由来已久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传统分歧的当代继承，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彼此对立，很难统一起来。自觉的生产方法不仅要统合业已割裂的生产过程，还要力求避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缺陷与互斥，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该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①胡塞尔的毕生心愿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并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关键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的被给予性，或曰不证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说明：人类认识需要有第一起点--康德称之为先验理性，并通过这种先验的能力认识世界并形成经验，最终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认识世界的方法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显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机。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经验论或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②，不仅将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还将一切理想和规范都自然化了，忽视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同样不可取，前者"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③，后者企图系统地考察关于世界的智慧并赋予它理论的形式，两者都过于依赖以"事实"为基础的东西。为了解决近代欧洲的科学危机，胡塞尔创建了现象学这种独特的方法论，主要体现为现象学的还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个概念。

　　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符号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载体上附加了诸多人类文化的"交互主体性"意义。文化资源开发虽然需要从文本形态准确还原到原始形态，找到文化资源存在的历史本质，但是这种还原的关键不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本质的还原"④，而重点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狭义的"现象学的还原"⑤。换言之，"本质的还原"追求的是文化资源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现象学的还原"追求的是主体认识的内在性与纯粹性。前者认识的结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认识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由于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认识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富含创造性的媒介形态。只有创造性的认识才能为文化产品赋予具有创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创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产品才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象学的还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文化资源实现了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追根溯源，在进行创造性的认识之后需要实现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并最终以能够被人类理解和市场接受的媒介形态展现给消费者。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进行"现象学的描述"，使得重新认识的创造性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创造性的媒介形态。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活动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尔看来，一切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文化资源最终呈现的媒介形态就是消费者的意向对象，后者必将根据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去直观把握前者，这种意向性必将产生离散性的、选择性的、创造性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描述，或是一种在确定的广阔视域中的创造性描述。因为要想穷尽意向对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关联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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