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最终需要被消费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产者的意义与消费者的意义形成一定的"交互主体性"。是否能够更好地建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互主体性"，是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价值的关键，也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第一要义。所谓交互主体性，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认知关系；再关照意向性的概念，生产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以及消费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都属于意向性的过程；其中前者贯穿于"过程Ⅰ"，后者贯穿于"过程Ⅱ"。换句话说，调和生产者的意向性与消费者的意向性是建构交互主体性的主要工作。

　　1.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向性

　　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市场化的直观视域下，受到经济价值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的工作不同于历史研究者，也不同于传播研究者，但更倾向于后者。生产者不太关心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总是从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态出发，直接到达媒介形态。因此，很多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虽然有相关的历史顾问参与，但仍招致很多基于"过程Ⅰ"不足的各种批评。媒介形态过分迁就于现代的生活世界，极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态。不过，从生产者角度来看，生产者以追求经济价值为最终目的，文化产品只要在消费者那里获得价值实现就是成功。当下很多经典题材的不断翻拍--以四大名著为典型代表，虽然有很多来自"过程Ⅰ"的批评，但是偏向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市场化生产依旧带来了更多的票房与更高的收视率。

　　我们再来考察消费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观视域下，受到兴趣价值因素的制约。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解释为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是每个个体或每个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触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观世界，随着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当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意向性不是纯粹直观的，而是基于兴趣的。这种兴趣只有通过人与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交换才能进行价值实现。生活世界里兴趣价值的意义交换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习惯、群体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意识形态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电影《赤壁》这种几乎完全颠覆文本原始形态的文化产品，虽然少数历史素养较高的观众难以接受，但是当下这种"娱乐至死"俨然成为媒介形态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与一般性为代表的生产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统一消费者意向，使得文化产品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值实现。

　　文化产业竞争就是文化创意竞争，创意的生产总是体现较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既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是在逻辑上不证自明的。反观国内当下的文化产品市场，几乎是集体趋向于市场化生产，主要表现为题材单一化，内容同质化。市场与创意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产业尚处于国家保护阶段，过于注重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在短期内还能维持，但是创意的缺失已经危机四伏。电影市场是中国文化产品市场中最为开放的领域，但一部《阿凡达》的票房抵得上当年全部国产电影的总收入。消费者的意向性对象是市场化生产的文化产品，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生活世界具有历史性，仅靠市场化生产的方法难以长期获益。或者说，"过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过程Ⅰ"的缺失，这种缺失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缺失，可以通过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弥补"过程Ⅰ"，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弥补"过程Ⅱ"。

　　2.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

　　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决定了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具有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体（消费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文化产品）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决定着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有关"有效历史"的概念告诉我们：只有被主观个体理解了的历史才是对其有效的历史，不存在"集体的历史"，因为理解是个人行为；只存在当下的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总要放在当下来理解。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时，要注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认识的"意向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文化资源已经脱离了原始形态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以媒介形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添加了创造性意义的文化产品是加工过的文化资源。这种加工经过了"过程Ⅰ"与"过程Ⅱ"两个阶段，我们要求加工后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与文化产品的媒介现象的有效统一。

　　"过程Ⅰ"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过程。胡塞尔曾这样描述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我们的"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如果问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武术"、"黄帝"、"少林寺"、"龙门石窟"，等等，这些直观到的现象都是构成"中原文化"的各种类型的存在，这是一种常见的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还原。但这种非现象学的还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含有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残余的。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态远不止上述的这些存在，我们只是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赋予我们思维定势的这种"代表性"是长期经验的结果。这种长期经验源自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中心主义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等，结果是大大缩减了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可能性区间。"武术"、"少林寺"等显性的存在与"烩面"、"河南话"等隐形的存在之间没有先验的因果性与优先级，为前者贴上权威与中心标签的是具有科学主义危机的经验主义。因此，纯粹的现象学的还原应该尽量抛开经验主义的束缚，这必将大大增加文化资源的开发视域，并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过程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过程。文本形态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或者实体层面，是难以被一般消费者接受的，必须将其转化为某种媒介形态才能变成文化产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形态，亦即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还以"中原文化"为例，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我们扩大了开发视域，下一步应该选择哪些存在来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样描述呢？胡塞尔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达到对内在心理学的、然后是现象学的被给予性的真正意义的把握，并最后达到所有那些本质关联"⑧。文化产品的"交互主体性"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决定，偏重于前者将导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将导致"叫座不叫好"。生产者往往站在专业化角度从文本形态转化媒介形态，而消费者往往站在市场化角度从媒介形态解释文本形态，平衡两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产者意义"于"消费者意义"之中。"中原文化"在历史上的权威意义与中心价值应该与一般大众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结合，意向对象（文化资源）要依存于意向主体（消费者）而存在。《禅宗少林》与《少林寺传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与后者的描述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向大众市场投降的方法只是暂时的，纯粹的现象学的描述应该通过"意向性"去培养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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