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言的《革命浪漫主义》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新历史小说创作对“英雄话语”解构的一种潮流。其对“英雄话语”的解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表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领域的“重述革命历史”所建构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神话”被彻底打破，人存在的价值意义也被打破，人在破坏的快感中陷入虚空、不知所措，无法对新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新编码；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个人化叙事”对“伟大正统叙事”的瓦解，以及思想解放在取代革命传统时给人造成的不适和晕眩，话语弥合的不完美。
　　关键词：莫言英雄话语解构《革命浪漫主义》
　　横向来看，《革命浪漫主义》与莫言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以及同一时期乔良、张炜、周梅森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新历史小说的文化氛围，文学领域的“重述革命历史”潮流所建构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神话”被彻底打破，但人却在这种破坏的快感中陷入虚空、不知所措，无法对新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新编码；纵向来看，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中，朱苏进、李存葆、朱秀海、莫言等一系列作家对“英雄话语”的叙述，都显现出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个人化叙事”与“伟大正统叙事”两种语码之间的不安冲突和碰撞，以及“个人化叙事”在取代“伟大正统叙事”时给人造成的不适和晕眩。
　　一、“现代民族国家神话”的破灭
　　在1949年之后，“重述革命历史”成为新中国一种重要的创作潮流。但是这一历史叙述，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再现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都必须重新讲述或者结构自己的“神话”，这一神话既包含了一种起源性的叙事，这一叙事提供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同时，这一神话还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寓言，或者一种深刻的国家精神乃至民族真理的象征。按照詹姆斯·罗伯特对神话的极为宽泛的理解，神话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在这一记忆里，包含着这个民族的“很多真理”。这些记忆不仅散落在一个国家的人名、地名、事件名称和制度名称里，还贮存于自己讲述的故事之中——诗作和史剧、演说和广播、演出和电影、笑话和讣告之中。显然，神话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包含着信仰和信念，而借助于神话这一“故事”形式以及它所提供的某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得这一民族的成员有可能克服现实所形成的各种障碍以及各种紧张关系。
　　在这一意义上，“重述革命历史”正是为了重新创造一个“现代神话”。在这一“革命历史”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述过程中，“中华民族”被得以有效地建构。并且这一“现代神话”还在意识形态领域试图建构一种民族
　　“真理”，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共同信仰，使之成为他们克服困难的重要的理论乃至情感依据。
　　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围绕男女英雄展开的叙事过程，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叙事首要关注的问题。而在这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体现出的英雄形象完全高大化，英雄形象的人性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做法似乎稍显过分，但这样的英雄人物使得“革命历史”形象化、典型化；使得历史文学符号化。这样的用意，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阅读消费，以满足读者对“新异领域”的某种传奇性想象，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样的革命英雄能承担一个新时代的民族“真理”。新中国的建立在稍事整顿之后立刻进入了追求工业化的时代，那么，所谓的工业化时代，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是需要生产也是大量生产“英雄”的时代。所以，塑造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是为了“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这一所谓“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显然包含了现代化也是工业化的国家诉求，是这一新时代的民族“真理”。这样革命英雄的塑造不仅具有现时的功利主义性质，更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中国人民的重要精神指标和共同信仰，是所有成员克服困难的理论和情感依据。
　　而《革命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彻底否定英雄的，与同时期乔良、张炜、周梅森等人解构英雄话语的新历史小说一起，解构着“把人当神看”的英雄。文中的年轻伤兵“我”本想立大功当大英雄，却神奇地摔了一跤坐在了一颗地雷上，被炸掉了屁股。“我们”突击队的队长平时是像英雄一样的人物，“他跑起来比野兔子还要快，他在单杠上像风车一样旋转，他和人家掰手腕曾经把人家的手腕子掰断过，他吃饭从来不咀嚼，他消化能力好，我们认为他吃钢锭拉铁水，吃石子拉水泥，我们队长其实是钢筋铁骨”。但是弹片飞来他就被炸上了天，“在爆炸气浪中飞快地上升”。在老红军口中，五军团团长罗炳辉，“我心中崇拜的英雄”，“过河时差点淹死，是拽着马尾巴挣扎到对岸的”，甚至“毛主席过草地时也饿得半死不活”。
　　文中的“我”不是没有信仰，即使在亲身经历了战争之后，“我”仍然崇拜英雄。但这些信仰、神话在一瞬间就被老红军的几句话轻易地打破。老红军的话中包含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的关于“人存在的意
　　义”的价值观念的终极否定。安德森说：“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因而，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而在这样一种需求中，“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合于完成这个使命”，包括“暗示不朽的可
　　能”。在中国当代历史的语境中，国家、革命和人民常常是个三位一体的概念，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将张思德同志的死定义为“比泰山还要重”，将个人的死亡通过其为国家、人民所做的贡献转化为一种不朽的可能。而在老红军的讲述中，在各种自然和人为障碍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活下来，除此之外不可能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伟大贡献。有时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要被无辜牺牲，不管其是否有赴死的觉悟和准备……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新中国成立以来好不容易才得以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就这样被两个人的对话戳破。不管只采信一个人的说辞是否片面，不管这个人的记忆是否准确，经历了“思想解放”的人们会突然发现，曾经的信仰是如此的畸形，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不过是一场美梦。与鲁迅在绝望中仍保持启蒙者的英勇姿态不同，与丁玲们在绝望中转向分析自身病症并急切地寻找一种根治方案不同，新时期信仰被打破，人们从迷雾中被唤醒，剩下的却只有无所适从的焦虑和空虚寂寞的深重幻灭。
　　二、“伟大正统叙事”的瓦解
　　新时期，朱苏进是最早试图摆脱“英雄话语”时代伟大正统叙事的作家之一，在其早期创作中充满了对
　　诸如职业军人、军人意识之类问题的固执思考，虽然已经与经典“英雄话语”中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革命乌托邦有了较大的区别，但他事实上却在着手建立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即“理想军人”的乌托邦，对军人气质、勇敢斗志、使命意识、牺牲精神一类“纯粹”价值的孤立强调成了支持这一新的乌托邦的唯一理由。再就是被称为“军营新写实”的另一类作品：基层军官和士兵的乡土背景与出身借着“人的真实”“生活真实”以及把“英雄还原为人”之类的理由而被展示出来，利益、欲望、生存困境与农村社会的底层心态暴露无遗。这两类作品或因奇思巧智、或因逼真写实而赢得了不少读者，其实质却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话语碎片。还有两部作品，对“英雄话语”时期的伟大正统叙事的解构意识似乎更明确一些。一部是乔良的《灵旗》，对“英雄话语”中的胜利神话做了修改，首次言说了革命失败的残酷、悲凉与血腥代价；另一部是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对“英雄话语”中罕见的死亡恐惧做了片面研究——除了对战场恐惧心理的外在描述外，并没有触及生与死的深刻主题。而莫言写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革命浪漫主义》可以说是解构“英雄话语”的一部经典之作：在雾气缭绕的温泉疗养室内，一位坦言人生故事的老红军与一位乳臭未干的年轻伤兵的对话，揭开了笼罩在革命神话中的浪漫主义雾霭，诙谐、超然而又不失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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