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试图以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调对严肃认真的“伟大正统叙事”进行消解。不能不说莫言文中这种轻松诙谐的调子与他的叙述视角有关。莫言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讲述中越战争中生存与死亡的残酷与血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隔着记忆的误差，在年轻伤兵“我”的追述中记忆被时间诗化，战场的血腥与暴力化为由细腻笔触描摹出的带有魔幻色彩的诗意场景，队长被炸飞成了他人生中最绚烂的一次空中舞蹈，而“我”和战友们的一举一动也仿佛只是在进行一场军事表演，即使战争留给“我”的是肉体上最真实的痛楚——屁股被炸没了，但作者想突出的还是战争带给人的那种浓重的不真实的虚无感。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很悲惨的现实的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得更美丽、更艺术了。”
　　以老红军的视角讲述的故事相对就要真实、残酷
　　得多。即使在渡过阿坝河的时候老红军逃过一劫，但由于吃尽干粮，在长征路上还是要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尽管老红军有恩于八连指导员而获得了粮食，但这只是
　　侥幸，可以想见有多少红军战士因吃完了粮食而饿死在长征路上。而老红军的班长因为不小心烧了老百姓的草棚就被枪毙了，“前后不到十分钟，我们班长就完蛋了，死前连一句口号都没喊，死后只能蹬崴腿，像条狗一样窝囊”。年轻伤兵与老红军的交替讲述，包含着“革命之后”对“革命”的一个群体性的理想回顾。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提及的“革命的第二天”，“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革命之后的复杂混乱状态使得人们对革命时一切美好的单纯生活、革命纪律、崇高信仰愈加向往并津津乐道，这一方面给予人们面对现实困难的勇气和鼓励，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在精神上陷入暂时的虚空与麻痹。迫于危难在革命时所做的一切煽动性的话语叙述策略和夸大的历史经验经历一代又一代愈来愈模糊的记忆传承与话语讲述，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在如今复苏。故事在不同的经验领域里的旅行，逐渐构成的是一种“新异”的想象领域，这一领域同时也是接受者的介入空间。接受者的介入，才是最终决定这一故事的传奇性质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正是一代又一代听故事的人将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变成了传奇。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如同其他所有的革命，总是会程度不等地伴随着血腥和暴力。没有谁会赞美“暴力”，问题只在于如何研究这样一种“暴力”。面对暴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与其只停留在道德层面对暴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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