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物质性激励。党与苏区政府为了激发民众拥军参战的热情，不仅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而且还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其中明确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动产及不动产，无偿分配给劳苦大众；红军及其家属均应分得土地，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耕种；有条件地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者的土地与财产：没收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有土地，无条件地交给农民；取消地主豪绅的一切佃租契约；一切水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场由苏维埃管理，来便于贫下中农公共使用等。同时为消除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党与苏区政府先后制定了《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各种办法》、《扩大红军与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等优红政策，以保证其本人与家属都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优待，如1932年2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规定：区、乡苏维埃政府在农忙季节必须组织群众帮助红军及其家属耕种与收割；不能维持生活的红军遗属，当地政府必须给予足够的扶助；建立学校，吸纳红军子女入学；伤残红军由抚恤委员会与残废院直接负责等。所以随着这一系列措施的贯彻和实行，苏区民众即使不是出于维护革命政权的目的，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身到扩红运动之中。正如一位老红军在回忆其当红军的缘由时说：“我是自动去当红军的，没有哪个动员我。为什么我会自动去呢？过去我二十多岁就做长工，家里没有田，没有谷。红军来了我分到了田，分到了谷，还找老婆。得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好处，所以我会自动去。去当红军，家里的田有代耕队代耕，又有其他优待，也就没有什么家庭顾虑。”

　　其次，道义性激励。为了让扩红运动置于道德的高度，党与苏区政府特别凸显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正义性。如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它的任务就是动员民众加入红军，扩大地方武装与游击队，开展阶级斗争，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进攻：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目的则是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利益融为一体，将中国引上完全殖民地化的歧途：它的任务则是剥夺革命民众的自由，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组织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与红军做拼命的进攻。并且要求宣传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贯彻“好日子是共产党、工农红军给我们的；当红军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天下贫雇农是一家人，参加红军就是去解救更多的贫雇农：当红军为革命而死是值得的，是光荣的”等思想。同时党与苏维埃政府还通过发表救亡宣言、抗日号召、反战声明、反剥削反压迫倡议等方法，以及介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就与披露资本主义国家弊端等途径，来凸显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此外，党与苏区政府还借助文学艺术等手段来披露国民党统治的丑恶与黑暗。以达到彰显革命合理性的目的，如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回忆：当时一个名为《为谁牺牲》以反映社会黑暗与苦难为主要内容的曲目在演出结束后，台下发出的不是掌声，而是“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红军万岁！”的口号。故而，当时的苏区，“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而党与苏区政府所领导的扩红运动，也就在此种“口头禅”中自然地赋予了道义性力量。

　　其三，荣誉性激励。党与苏区政府为培养广大干部群众拥军参战的积极性，在推行扩红竞赛运动的同时，还诉诸榜样示范的方式。其中在竞赛运动中，参赛单位，既有政府部门，也有社会组织，更有独立的个人；竞赛内容。除却直接的扩红比赛，还有跟扩红相关的加强地方武装、经济动员、发展党员等项目。如上杭、长汀、宁化三县的竞赛条约规定，扩红方面：上杭1000名，长汀1000名，宁化600名；地方武装方面：上杭独立团扩大到510人，并建立两个挺进游击队与三个基干模范营，长汀独立团也扩大到510人，并创建一个挺进游击队和三个基干模范营，宁化独立团扩大到500人，并组建两个挺进游击队与一个基干模范营；经济动员方面：上杭筹洋10000元，长汀借谷3000担，筹洋40000元，宁化借谷4000担，借米1000担，筹洋100000元；发展党员：上杭1000人，长汀2000人，宁化1000人。宁化禾口与淮土两个扩红竞赛区，为了击败对手，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双方的扩红成绩都达到1000名时，禾口区委书记便主动报名参军，从而使得禾口区在扩红人数上超过了对手。但淮土区民众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又组织了一大批青年参军。而榜样示范则是把竞赛中的优胜者或扩红运动中的先进单位或个人通过扩红广播台、红板、红匾、扩红总结等方式及时登载在《红色中华》等苏区报刊上。如宁化淮土区与禾口区因扩红成效显著，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表扬。而且福建省苏维埃特制光荣匾两块。胜利县梅窖区三僚支部书记廖道垣，在五天内发动29名群众加入红军，从而为集体赢得了模范支部的荣誉。禾口区妇女李金秀、陈瑞英因劝说丈夫、弟弟、旁人参加红军，以及动员逃兵归队，被赋予扩红女鼓动家的称号。石城小松区农民郑永吾因动员51名群众参加红军，被授予扩红英雄的称号。瑞金县、西江县与长胜县因扩红积极而被分别授予第一架、第二架、第三架扩红飞机县。当然，党与苏区政府在树立榜样的时候，也常常把那些在扩红运动中表现消极的单位或个人作为反面教材。如宜黄县的军事部长与区革委会的干部，因组织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不力，被批评为逃避斗争、动摇逃跑分子，而且被描绘成一个胆小如鼠、见枪响就跑的小丑；石城横江模范区因只完成扩红任务的五分之一，并且出现大量的逃兵现象，而受到“这还算是‘模范’吗？”的诘问。雩都岑背区一个乡苏维埃主席，因对会议讨论扩红的工作不闻不问，却又摆老爷的架子，结果被批评为“百事不管的乡苏主席”；永丰石马区龙湾乡苏主席因春耕劳动力不足，而反对继续动员农民参加红军，结果被认为是造谣捣乱可耻的破坏扩红分子。所以，为了争当模范和先进，苏区民众与干部在扩红运动中，既有报名参军的60老翁，也有怨父母生自己太迟而不能从军的少年，更有“八兄弟”、“五父子”、“四房独子”上战场的扩红佳话。

　　三、诉诸恩威并济的压力手段

　　党与苏区政府在扩红运动中通过激励性措施，从正面鼓舞和引导人民拥军参战的同时，也不得不采取压力性手段，从反面推动和鞭策人民在不自愿中向革命靠拢，因为尽管扩红运动自其出现起就受到了苏区民众的普遍拥护，但消极反对与抵制的暗流也一直在悄悄地涌动，特别是随着反围剿斗争规模的扩大，其变得益发地汹涌，如在赣南就出现了有准备的组织逃跑、武装逃跑、怂恿新战士逃跑与潜入补充团进行破坏伺机逃跑等现象。兴国城市区城市村少共街道支部书记吕道炉报名加入了兴国模范师，当全师集合开拔时，则偷偷地跑到岳丈家躲起来。所以，党与苏区政府为了确保人民对扩红运动的热情与忠诚。一方面祭起肃反运动的大旗，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督促人民向扩红运动回归，另一方面开展查田运动，从经济斗争的角度来防止人民跟扩红运动疏离。

　　就前者言之，党与苏区政府出于巩固红军队伍、防止逃兵现象出现的目的，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其中明确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巩固红军，首先要洗刷红军尤其游击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所谓洗刷，就是通过肃反运动，用革命的办法对那些动摇逃跑分子予以清除。并且为了给此种“洗刷”提供法律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特意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规定：组织或煽动居民拒绝纳税或不履行其他义务者处死刑；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反对或破坏苏维埃的各种法令及其所经营的各种事业者处死刑；以反革命为目的，用反动的文字图书讲演及谈话对于居民或红色战士进行宣传鼓动或制造散布谣言，使社会发生恐慌，破坏苏维埃及红军信仰者，处死刑；携带枪械或其他军用品投敌者，教唆或组织他人投敌者，均处死刑；情形较轻者，依法处半年到五年之间的监禁。尤其是随着社会上反“动员”现象的出现，肃反运动在扩红中常常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如西江县在总结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经验时提到：由于上半个月对肃反工作的失误，造成了扩红中经常出现逃跑和破坏突击运动的反革命现象；在下半个月中，加强了肃反工作，不仅逮捕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而且处决了两三百人，同时又用武力消灭了那些逃跑到山上去的反革命武装，于是在短短半个月中，就扩红两千余人，并且又动员三连模范赤少队加入了独立团。瑞金县领导人在谈到杜绝逃兵现象出现的方法时说：“我们的干部能够具体的分析逃跑的原因，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残酷的反逃跑斗争。例如他们能够很快地查出破坏扩红的地主，召集数千人的群众公审大会，结果在反动地主被枪毙后，大批被欺骗逃跑的群众都回来了。”雩都县在总结扩红运动不能充分开展起来并经常出现逃跑现象的原因时，认为工作中阶级觉悟性缺乏，没有在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发生以前加紧肃反工作，甚至发现了反革命活动还不及时地去镇压。可见，肃反运动之于扩红运动的继续所具有的意义。

　　就后者言之，查田运动虽在某种程度是土地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但在本质上则无疑是一种经济上的肃反运动，诚如中央政府在《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中所表白的那样：要在查田运动中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与活动，要防止、揭破地主富农的造谣与破坏，要改造地方苏维埃，并洗刷其中一切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同时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清查出来，且把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分配给工农群众，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半封建势力。所以从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跟肃反运动是大同小异。故而查田运动也就自然成为党与苏区政府用来推动扩红的一种手段，因为从其实际效果来看，它既可以坚定和强化党员干部的革命斗志，也可以刺激和鼓舞苏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如瑞金、会昌等八县在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认为：只要在七、八、九三个月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八县的广大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六个月至十个月内，动员八万个新战士上前线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不从查田运动方面努力，而单纯在扩大红军方面努力，那么是很难完成任务的。而一个笔名叫三湘的作者也在《关于查田运动中宣传材料的几个严重错误》的文章中指出：“把查田运动与整个革命战争动员分开是绝对错误的。”并且，查田运动确实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发展。如宁化禾口区在查田运动中查出了大批豪绅地主后，十天内就扩大红军320名。万泰的冠朝区因查田运动的开展，扩红超过了原来的数目：文塘区则扩大地方武装12名，发展了11名。瑞金壬田区经过查田运动后，55天中扩大红军700余人，并且没有一个开小差。所以福建省在总结第一次查田运动成果时也承认：“特别是在查田斗争的胜利中，大大地提高了群众对扩大红军的热情，宁化自七月到八月半扩大红军900余名，最近又扩大1000名，长汀、汀东也在查田运动中都扩大了六、七百名红军。”由此不难发现，查田运动跟肃反运动一样，是党与苏区政府扩红运动的重要手段。

　　四、采取对症下药的补救办法

　　扩红运动虽然在党与苏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扩红机构的积极运转和激励性措施、压力性手段的共同作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逃兵现象与官僚主义却屡禁不止。为此，党与苏区政府在扩红运动中，不得不采取修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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