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开展大规模的归队运动。逃兵现象其实早在扩红运动前就存在于红军队伍之中，但随着扩红运动的推行与深入，变得日益严重。如新泉县一个团，逃兵就达600人。永丰、公略、胜利、博生四县共动员赤少队2700余人开赴前线，结果9天之内大半开了小差，有的甚至在半途上就跑掉了，并且团、营政委带头逃跑。一军团补充区域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但送到补充师的就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四都模范营二百人开小差，宁化在‘九一八’送去前方新战士一千多人也逃跑三四百人，江东兆征有许多报告的不能集中，甚至有党团员带领逃跑，以及比较负责的干部也有逃跑。”是以，党与苏区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动员红军离队人员返回部队的归队运动。首先，制定处理逃兵的政策与决议。如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发布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的命令，其中规定：持枪逃跑者一律枪决；组织逃跑者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动员者处有期徒刑直至枪决；顽固不归队者，政府在群众支持下，要其赔偿国家及群众损失，并剥夺其选举权；因政治觉悟不高而逃跑者，各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组织优待他们的家属，使他们自动归队，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容许收容在后方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中工作和服务。其次，成立负责归队运动的组织。如政府成立归队运动委员会、红军家属宣传队、反逃兵突击队、士兵谈话会等组织；部队中则成立了以连为单位的组织反逃跑的“十人团”。再次，从思想上说服与教育士兵归队。如利用报纸、戏剧、画报、红军家属突击队及一切宣传鼓动的方法，去反对开小差的行为；召集群众大会，组织同志审判会来公开审判逃跑分子，让他们受到群众的耻笑，并成为一乡一村的奇耻大辱。同时发动妇女做丈夫的工作，提出“开小差最可耻！”等口号，使逃跑者在妻子面前无地自容，从而不得不返回部队。复次，做好优红工作，感化士兵归队。如兴国龙岗区在落实归队运动时，发动工农群众带着花生、豆子、番薯干等慰劳品，直接去开小差的士兵家里慰劳他们，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建宁安仁区组织群众帮助开小差者家里做工——砍柴、挑水、耕田，把他们家里一切困难都解决了，使他们感觉到优红条例真正在执行，从而自觉地返回到部队中。

　　其二，整肃干部队伍。党与苏区政府在进行归队运动的同时，也在着手进行以反官僚主义为核心的整肃干部队伍的工作，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严重影响扩红运动的正常展开，如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江西省苏及许多县苏的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官僚主义，它具体表现于不深刻理解下级实情，不迅速地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不经常检阅下级工作，不给以具体指示，而颁发许多空洞的文件，或用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方式。这样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存在，是极其大地障碍苏维埃工作进展的。”“所以为着有力地推进苏维埃工作，必须在苏维埃系统内，开展最无情的反官僚主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再如太雷横江区太古乡的扩红领导人把精壮男子的名字写在花名册上，强迫他们加入红军；少由区的军事部长对逃兵不去说服教育，而是用殴打的方法迫使其归队。但怎样反官僚主义呢？积极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健全民主制度，如强固无产阶级领导；健全各级委员会：推行党内民主化；创造党的新干部；加强党的教育；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巡视制度等。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如充实和加强中央政府的组织与工作；确保中央政府对各级苏维埃的领导；积极推进市苏与乡苏的工作；建立革命委员会：充分发扬苏维埃民主；建立各种群众团体。消极方面：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会共同领导下，主要通过开展肃反运动与检举运动，来清除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敌人与异己分子，从而达到震慑官僚主义者并推进扩红运动发展的目的。事实上正由于此两种运动的大力开展，许多官僚主义者纷纷落马并被剔除出革命队伍。如时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一文中指出：在检举运动中，清洗出一大批坏分子；其中，中央政府各部门有64人，江西乐安县及善和、增田两个区乡有72人，万泰县区各机关有60人，胜利县23人，石城县20人，福建省曙光县有38人，西江县有20人。如是，党与苏区政府采取积极与消极两种方法，有力地打击了隐藏于革命队伍中的官僚主义者，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既达到了整肃干部队伍的目的，也对扩红运动中的消极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

　　五、缺憾与无奈

　　不难发现，扩红运动之能够得以兴起、发展与延续，是党与苏区政府通过扩红机关的组织领导、激励性措施的正面引导、压力性手段的反面推动以及修补性措施的必要防护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如果把扩红运动当作一种自成系统的社会性拥军参战运动的话，那么上述四个方面无疑就是使得该系统运行的扩红机制，因为扩红机关的存在，不仅把处于分散与无序状态的人、财、物有序地整合到扩红运动之中，而且让扩红运动真正地运动起来；激励性措施与压力性手段的施行，既有力地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出现，也有力地促使着扩红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修补性措施的采用，则在铲除扩红运动中问题的同时，对巩固和维护扩红运动的成果也有着积极作用。所以，扩红运动不是一种简单的运动，它有着自己内在的运行机制，并且正因为有了此种机制，它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且在发展、巩固与保卫革命政权斗争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有必要追问的是：扩红运动中为什么仍然会出现逃兵、官僚主义等消极性现象？而此种现象又是否跟扩红机制本身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对此，回答是肯定的。

　　可以说扩红机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既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也为逃兵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何也？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式的扩红组织，使得某些负责扩红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为了完成上级部门所布置的扩红任务，而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激励性措施中的竞赛运动，则让某些官员误入为竞赛而竞赛的歧途；压力性手段中的肃反运动与查田运动，则逼迫着更多的官员为证明自己对党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而不得不在扩红中采取更加过激的措施。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官僚主义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如瑞金黄柏区工会委员长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加入工人师，却跑到已加入少共国际师的新战士面前宣传加入工人师的好处：有更多的毫洋，有新衣服，有妇女洗衣队，有慰劳队等；博生县梅江区农业工会主任也如黄柏区工会委员长一样，去动员少共国际师的战士加入工人师。新桥区红坊乡支部会议中说不去当红军就是反党：有些地方不报名当红军就会议不散；有些地方甚至锁起门来开会：有些地方干脆用抓周或金钱收买的办法来动员人们参加红军。因此，逃兵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意料之中，因为官僚主义者不正当的扩红手段，既使得许多不愿意参加红军的民众被迫加入到扩红的队伍之中，也让许多不合格的军人变成了红军战士，而这些人在生死攸关的当口，逃跑往往成为他们最自然的选择。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邓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可是在扩大红军的伟大成绩中间，仍包含着一些严重的现象，就是关于开小差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同继续扩大红军的问题不能分开的。”

　　当然，扩红机制之所以陷于如此的困境：一方面在反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在催生官僚主义：一方面在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拥军参战，另一方面却又堵不住逃兵现象这股逆流，究其因，乃人性与环境使然。因为根据“性恶”原理或者幽暗意识，贪生怕死、好利求荣、避害畏祸是人的固有属性，故而人一旦拥有某种高于旁人的地位和权势，在无制度约束或约束力不足的状态下，驱使、支配、压迫、剥削其同类也就成为当然现象；同样的道理，人一旦处于某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也就变成其本能。是以在官场上出现官僚主义，在战争中出现逃兵，其实正是人性的真正流露，而苏区当时的现实则恰好为人们展现其此种人性创造了条件。因为当时的中央苏区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与左倾错误的发展，越来越陷于一种民穷财尽兵员枯竭的困境中，如扩红大省江西曾计划在1933年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35000人，结果连5000人都不够；万泰县计划扩红2000人，结果只扩大300人：岑背区一个月扩红26人，归队7人，结果逃跑就有10人，另外还有两人不合格。所以尽管党与苏区政府针对官僚主义与逃兵现象，在扩红机制中采取修补措施来予以防范和更正，但其仍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扩红运动之中。故而有人在分析扩红中逃兵现象严重的原因时指出：“在战时的苏区，当逃兵、开小差肯定要冒相当的政治风险，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屡禁不止且如此普遍呢？具体分析，每个逃兵可能各有各的原由，但归结到一点，人民厌战求生、避难求安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尽管站在道德与荣誉的角度，没有人愿意做官僚主义者，更没有人愿意当逃兵，可一旦面临残酷的现实，动物的本性却常使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也许这是人性的无奈，非扩红机制所能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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