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史和评论界一般将毛姆归于传统作家，虽有论者关注到毛姆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对毛姆创作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的探讨尚有很大缺失。本文尝试从《月亮和六便士》的解读切入上述论题，认为，现代主义文化与毛姆创作形成了互文本的关系。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以对原型的创造性改造，刻意刻画了一个极具现代价值观念的艺术家思特里克兰德，这一形象虽然呈现了艺术与伦理道德的普遍冲突，却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昭示了现代文明下的个体自我走向重生的曲折道路，这一路径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基本立场是吻合的，毛姆对原型的改造体现了他对现代价值观的主动选择。

　　关键词：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现代；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5-0-03

　　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以画家高更为原型，这一点早已无可争议。据毛姆传记中最权威的一部，特德·摩根的《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记载，毛姆从接触到高更的画作起，一直有心根据其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为此他确曾去过塔希提，闻听高更往事，收购高更遗作，并最终写就这部经典。1但正像摩根指证的那样，不但高更的妻子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与高更“毫无相似之处”，而且塔希提岛也描写失实。傅惟慈先生也在译本序里直言，“我们必须看清，除了生活的大致轮廓外，毛姆创造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一句话，毛姆写的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文学传记。”2

　　在这个有趣的事例中，值得玩味的是，毛姆对原型本事的有意偏离和不无极端的改造究竟透露了什么？诚然，他的目标本来就是写一部小说而非传记，且毛姆也一再声称小说（或曰艺术、写作）的目的在于娱乐（愉悦），3但我们还是不由得好奇，是什么促使毛姆择取了原型的某些因素，而加工和改造了另一些因素？这项虚构工作的潜在动因是什么？这个极端化的高更式故事，仅仅表达了艺术与生活的习见悖论，还是附着了更深层的历史性内涵？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结合卢卡契、舍勒等人关于现代性的理论探讨，并借鉴互文性理论的思维，尝试对《月亮和六便士》进行一种解读。

　　一、真实与虚构：用意何在

　　在谈论小说艺术时，毛姆曾盛赞过一种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写法。“在这类小说中，作者本人在讲故事，但他并非主人公，所讲的也并非他自己的故事。他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跟其他的人物均或多或少地有着紧密联系。他的作用不在于决定情节，而是作为参与情节的那些人物的知心朋友、调解人、观察人。”4不难判断，《月亮和六便士》正属于这类小说。按照毛姆的提示，我们大略可以把这部小说的叙述者等同于作者。然而小说在进展了大半之后，突然在第四十三章出现了明显的元小说语言形式。叙述者开始反思本书的写作得失，声言自己对人物的行为动机也无从解释，因为“我不了解它们发生的真实原因”，“我也深为自己掌握材料不足所苦”，“如果我是在写一部小说，而不是叙述我知道的一个性格怪异的人的真人真事，我就会编造一些原因，解释他生活上的这一突变。”叙述者还列举了种种常规的小说写法，可以将故事写得真实动人而令人满意，但显然，他为了遵循事实却不能如此。5

　　如我们所知，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其典型特征是，“叙述者超出小说叙事文本的束缚，常常打断叙事结构的连续性，直接对叙述本身进行评论。”6通常，元小说通过有意暴露叙述者的身份，公然导入叙述者声音，揭示叙述行为及其过程，来展现叙述内容的“故事性”、“文本性”。这种自我拆台的目的在于揭开小说的“虚构”本质，即“话语”本质，也借此启发人们重新审视真实与虚构、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7

　　然而细察《月亮和六便士》的这一章，就会发现它与元小说语言的通常形式迥然不同。常规的元小说总是要拆穿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所信奉和追求的“真实”。而毛姆的叙述者却不但矢口否认这是小说，且处处留下“证据”，表明为了真实记录，他宁可抱残守缺，忠于事实。这一叙述姿态就使乍看好似分裂的叙述操作层面与故事层面重新贴合了，甚至小说的虚构特质迅速被某种真实消解了。但这种叙述者代表作者出面以印证真实性的情况其实带有欺骗性，正像学者王阳辨析的那样，这种情况下的第一人称“我”并非作者而是“形式叙述者”，他假借作者之名出面，其实仍然是叙述时空里的一个对象性存在。这类小说严格说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小说。8实际上，早在长篇小说长足发展的18、19世纪，像毛姆这样借混同叙述者与作者，以求文本达到真实效果的就不在少数。《鲁滨逊漂流记》的“编者序言”、《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半部分的“编者告读者书”、《新爱洛伊丝》里导致情节链中断的“丢失的”信件、《巴马修道院》开场前一本正经的“告读者”……无不是借混同叙述者与作者，而将虚构文本伪装成真实文本的范例。甚至早在17世纪，《堂诘诃德》已令人眼花缭乱地展示过现实与虚构的游戏了。那么，身受现代浪潮席卷的毛姆，何以会在掀开传统“真实”面纱一角的同时，又自觉退回到传统中去？他为何并没有借彻底的元小说形式颠覆和游戏一下他的读者，就像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那样？这恐怕既非才力不逮，亦非文学观念落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希望读者能将他的人物当成一个现实实有的值得严肃思考的个案，而不是文学高级游戏（元小说）的产物。因而他貌似遁形于“元小说”，其实反倒是要掩盖虚构，毕竟，关于意义的严肃讨论往往需要一个真实的时空。这也促使我们更加坚信，在这份庄重的虚构背后，有着“娱乐”
（毛姆自云的写作目的）所不能及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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