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钦写作第9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德国人在非洲暴行的蓝皮书《关于西南非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德国对这些居民的所作所为的报告》（1918）（以下简称《土著居民报告》），另一份是南非联盟政府关于1922年邦德尔施瓦茨人起义的报告《关于邦德施瓦茨人起义的授权委员会调查报告》（1923）。《V.》中关于大屠杀的数字都是从这两份报告中援引的。品钦选择赫雷罗的经历来切入欧洲殖民史是耐人寻味的。史书上通常把法国和英国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帝国的主要代表，很少提到19世纪中至19世纪末“对非洲的掠夺”（scrambleforAfrica）中德国人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迟来的统一推迟了德国对外的殖民扩张，但是“它仍然希望得到太阳下的土地”（威廉二世），并获得了对非洲东部和西南部的控制权（德属东非、德属西非和德属西南非）。作为西南非洲内陆的土著居民，赫雷罗人历史更是少有人问津，他们英勇抵抗德国殖民者的历史近乎被人遗忘。

　　第9章中的两个年份，1904年和1922年，构成了小说的历史坐标。西南非洲从1884年到1915年间为德国殖民地。1880年，德国占领了西南非洲，奴役和压榨当地人民，掠夺土地和牲畜，并驱使他们筑路、开矿、服各种劳役。在1904年，赫雷罗人和霍屯督人举行起义，奋勇反抗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德国政府派兵进行镇压，由曾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洛特-冯·特罗塔（LotharvanTrotha）将军任总督，颁布了“歼灭令”。截至1907年，德国人屠杀了近五分之四的赫雷罗部落人。第9章的开头描述了这一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事件：在1904年8月，冯·特罗塔颁发了他的“歼灭令”，根据此令德国军队被命令彻底消灭每一个他们能发现的赫雷罗男人、女人和儿童。他取得了约百分之八十的成功。1904年居住在那领土上的赫雷罗人估计有八百万人，七年之后的一次德国官方人口普查确定赫雷罗人仅有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名，这就是说，减少了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人。在同一个时期霍屯督人也减少了一万人，伯格一达马拉人减少了一万七千人。考虑到那些不正常年份中的自然原因死亡，只待了一年的冯·特罗塔据测杀死约六万人。这仅是六百万的百分之一，但仍然是很出色了。

　　在这段引文中，品钦对大屠杀的数字和相关史料的处理相当谨慎，不动声色的描写取得了怵目惊心的效果，反衬出德国殖民者的残暴。品钦还假借蒙多根的叙述为这些客观的数字辅以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均源自于《土著居民报告》。这段陈述清晰、简洁，不仅交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将事件本身纳入更大的历史背景，把1904年的事件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六百万”）做了历史的链接，“把德国人在非洲的恐怖行径视为V.所象征的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生活空虚的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品钦暗示，20世纪的灾难早已潜藏在西方帝国早期的海外殖民过程之中，而发生在西南非的惨案不过是20世纪历史的前奏：“我只是把1904年的事件设想为20世纪30、40年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厄运的序曲或前奏：这显然并没有那么深奥的：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知道……我觉得德国人杀死赫雷罗人的数目与美国殖民者杀害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数目和在西贡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及其顾问们杀戮的越南佛教徒的数目一样多。”

　　二

　　在历史再现与文学想象之间，《土著居民报告》为品钦修改第9章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包括非洲知情者的证词和关于德国殖民者“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的数据。但是，作为历史小说家的品钦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为非洲人言说公道，同时又不能居高临下。以殖民地人民保护者的身份自居。正如罗伯特·霍顿（RobeaHohon）所言：“品钦的小说并不单单是从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建构历史，而是要消解那种自以为是的权威历史话语本身。”因此，在对史料的处理上，如何“倾听非洲人的声音”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伦理层面，品钦遇到了一个难题：一方面，要忠实于史料，让事实说话，揭露殖民者的暴行；另一方面，还要赋予非洲人某种历史能动性和人性的潜能。为此，品钦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放弃了他在第9章开头成功地使用过的历史学家的权威立场，而是戏剧化地呈现一种不确定性原则，因为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依赖于那些我们无法探寻其根源的观念结构和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V.》既是关于历史的小说，也是呈现历史再现之问题性的小说。”虽然第9章中关于德国殖民者残暴行径的描写都是直接从两份报告中引用过来的，但品钦将这些史料细节巧妙地植入亲历该事件的殖民者的回忆叙述之中，取得了逼真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品钦在柯尼希插曲中对史料的运用。这个插曲是福帕尔对一位赫雷罗妇女被害这一暴力事件的回忆。品钦采取植入式叙述，从殖民者的意识由内及外地呈现事件的经过。这一段的第一部分“一字不差地”从1918年土著人报告中挪用过来，从殖民者的视角来叙述。在《土著居民报告》中，事件的目击者曼纽·蒂布（ManuelTimbu）在法庭现场宣誓作证：“我所讲述的都是我亲眼所见。”蒂布的证词提及了特罗塔的“歼灭令”和德国人暴行的细节：“我被派到奥卡汉德亚（Okahandja），担任冯·特罗塔将军的仆人。特罗塔将军下令：不许他的部队逮捕任何俘虏，‘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下面一段是《土著人报告》中的陈述记录：在我们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哈马卡里停了下来。在一个茅屋旁边，我们看到一名年纪约五六十岁的老妇在地里挖野圆葱。冯·特洛塔和他的部下都在场。一名叫柯尼希的士兵跳下马，用步枪顶着那妇女的脑门开枪杀死了她。在杀死她之前，他说，“我要杀死你。”她只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我谢谢你。”

　　下面一段是《V.》的第9章对这一段的处理：他们与冯·特洛塔和他的参谋从瓦特堡回来时，碰到一个老妇在路边挖野洋葱。一个名叫柯尼希的骑兵跳下马开枪把她打死了：但在扣动扳机前他把枪口对着她的前额说：“我要杀死你。”她抬起头看着他说，“我谢谢你。”后来，近黄昏时，有一个十六七岁的赫雷罗姑娘被一整队人奸污；火百合的骑手是最后轮到的。他奸污了她之后，一定犹豫了一会儿是用手枪还是用刺刀。那时候她事实上在微笑：指了指两者，并开始懒洋洋地在地面上扭动着她的臀部。他两样都用上了。

　　品钦对事件的处理颇值得揣摩玩味。在《土著居民报告》中，证人所提供的德国人与赫雷罗人之间的对话是唯一一次赫雷罗人真正讲话的时刻，如何解释赫雷罗妇女与柯尼西之间的对话是问题的关键。即使不考虑福帕尔作为核心意识、蒙多根作为转述者这些因素，这段叙述至少包含四种可能性：一、柯尼西用那位妇女能够听懂的语言同她讲话；二、柯尼西用一种她根本就不懂的语言与她讲话；三、柯尼西采用那位妇女能够懂的语言同她讲话，但她回答的语言他却听不懂；四、两个人（柯尼西和赫雷罗妇女）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其中，第二种可能性最为接近品钦的理解。从《V.》所采用的叙述视角看，柯尼西可能认为那位妇女的话是对他问话的回答，但这样的假定在上下文缺乏证据。虽然福帕尔作为目击者试图解释柯尼西与赫雷罗妇女的对话，但他根本无法完全听懂两人的对话以证实自己的判断。

　　或许，仅从《土著人报告》看，当我们把那位赫雷罗妇女的话（“我谢谢你”）作为报告的一部分来解读时，这些话的确令人费解，或许，它的真正含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这句话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任其自然或许更妥当。品钦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按照小说的反殖民语境把这位赫雷罗妇女融入预设的情节当中，让她成为他者的代言。从这个角度看，品钦可能忘记了他所引用的证词的来源，因此他对证词做了局部改动，以使情节更加紧凑。为此，品钦有意识地突破历史写作的成规，采取植入式叙述，即通过小说主人公斯坦西尔所谓“人格的强制错位”，由一位德国军官的视角去戏仿殖民者的幻想，以获取某种美学效果。从第9章结尾看，品钦最后的处理恐怕也是一种妥协：一方面保留原文中的歧义性，另一方面又凸显了那位赫雷罗妇女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尽管这可能是被害者最后一次毫无希望的反抗。无论如何，品钦可能认为那位赫雷罗妇女的话确实代表着“非洲人的声音”，不论这抵抗的声音多么微弱，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品钦所拥有的“史料”是残缺不全的，因而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品钦显然十分看重这个阐释空间的潜在价值，因此不做任何解释本身也是一种解释。无论如何，对史料所做的审慎而又独特的处理反映出品钦对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细节的关注。正如第9章结尾那首无人听得懂的邦德施瓦茨人的歌一样，对原始文献的仔细审读使小说家避免了妄下结论的鲁莽或草率地修正历史的冲动。品钦对这段史料的处理一方面凸显了德国殖民者与西南非人民之间的巨大鸿沟。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听到了“非洲人的声音”，那可能就是殖民者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被压迫者的反抗之声：“不久，当他们骑着驴快步疾行时，那个邦德尔人唱起歌来，他的歌声很小，还没有传到最近的甘纳灌木丛就已消失。那歌是用霍屯督方言唱的。蒙多根无法听懂。”

　　三

　　其实，在《V.》的创作过程中，品钦能够利用的关于赫雷罗人的原始资料是十分有限的。除了上述两份报告，第9章的另一个重要史料来自于英国人雷克斯·哈丁格（RexHardinge）写的非洲游记——《西南非洲的灰姑娘：前德国西南非洲游记》，品钦后来在《万有引力之虹》里描写赫雷罗人原始宗教的创世神话时再次利用了这本书里的资料。哈丁格在游记中关于西南非1904-1906年间邦德尔施瓦茨人起义的记述为第9章提供了大的背景和整体气氛，包括西南非乡村和福帕尔庄园的描写。游记详细记载了许多目击者的自述和回忆，包括《V.》中描写的德国殖民者屠杀土著人的种种残暴行径：绞刑处死、开膛取出内脏、用绳索将士著人捆绑在树权上勒死等。在这些目击者对德国人暴行的回忆中，哈丁格确信“历史在西南非与德国之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屏障”。在哈丁格看来，幅员辽阔、土地富饶、极具发展潜力的西南非洲在殖民政府的种族隔离等强制政策下遭到扼杀。就其批判性和叙述策略而言，哈丁格《游记》中记述的欧洲目击者的自述和回忆视角与《V.》的第9章中蒙多根的视角十分相似。蒙多根于1922年来到西非，目睹了欧洲人在这个前德国殖民地的堕落，欧洲人在西南非的所作所为令蒙多根困惑不已：他们在追求什么？难道是追求青春梦想么？因为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他们在那里的历险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入侵别人的土地，为了到万里之遥的地方去开辟一片荒唐之极的德国人弹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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