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关联的是，无论是路易斯还是那些霍尔顿评论者们，他们对于亚当形象的斗争精神和对于霍尔顿形象的反叛姿态的强调，都或多或少地针对了5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某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有感而发。《马克·吐温和塞林格：文学延续性的研究》一文的作者指出，“如果说哈克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表明了民主之局限与可能——希望与绝望（共存），那么作为哈克的直接后裔的霍尔顿面对的则是绝望。”这似乎并不是耸人听闻。哈克至少还可以置身于一条大河，暂时脱离纷扰的“文明世界”，在一段时间里与杰姆和睦相处，在故事结尾时还可以再做一次离开这个“文明世界”的决定，而且似乎还是可以做到的。相比之下，霍尔顿则仅有被寒冷包围的几只可怜的鸭子可做牵挂，借以抚慰自己对于“自然”的渴望，此外则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想象去往远处的天边。就路易斯而言，尽管他列出了包括《麦》在内的三部小说作为亚当形象的代表，但就整体来看，他对50年代的社会多有针砭：“在最近几年里，美国的思想和表述对于19世纪那些代表‘希望’（亚当形象）的东西似乎并不那么欢迎。”这是他在《美国的亚当》一书结尾部分的开头之语。路易斯把他所处的时代称为“遏制的时代。”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所谓“遏制的时代”则主要是指社会行为和思想的一致化，美国人似乎在社会生活中只顾求得安稳和安全，而这种生活的一个后果——生活和思想的呆滞——则无人顾及，用文学批评家哈桑的话说则是，“在一致的过程中求得个人的利益，在纷扰混乱之中求得一份安逸”。曾这也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作为50年代美国社会形态标志的“一体化”（conformity）。具体地说，这种一体化的原因与大众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影响有关。战后美国社会的一个走向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增加，所谓白领阶层大规模形成，这个新兴阶层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个人的选择越来越成为问题。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的作者、社会学家米尔斯敏锐地看到了中产阶级白领在个人自由和选择方面面临的困境，他们是被剥夺了个性与理性的一群，是“别人的人，公司的人，政府的人，军队的人，是一个自己站不起来的人”。此前1950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变化中的美国性格研究》的作者、社会学家里斯曼则用了一个“他人导向”性格类型来形容丧失了自我的白领阶层，他指出：“如今的美国城市中产阶级，那些‘他人导向’的人群，从性格类型意义上来说，更是他的同事们的产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则是他的‘同伴’的产物，那些在学校里或者是社区里的其他孩子的产物。”这种向“他人”看齐的行为自然促使了社会的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的趋向一致也就可以想象。有意思的是，尽管只是一个少年，但是霍尔顿显然也对这种现象有所体察。在小说的第17章开始处，霍尔顿在纽约的一所中学门口等待与他的女朋友萨利约会，他看到很多女孩子一个个从学校门口出来，于是就想象她们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当她们走出中学和大学后，我是说，你知道她们保准会与那些个愚蠢的家伙结婚，那些个只是会谈论一些什么一加仑油能让车开多远的家伙。”∞言外之意，在霍尔顿看来，这些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个性，言语趋同当然也表明思想趋同。霍尔顿与萨利约会是想找人聊聊，解除他心中的郁闷，在和萨利的闲聊中，他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对萨利说他们可以北上去佛蒙特，远离闹市过一种田园生活，萨利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一个劲地劝他不能这么胡思乱想，她说他们应该过正常的生活，那些地方上完大学也可以去，霍尔顿意识到他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同事，这更让他郁闷不堪，于是他讲了下面一段话：我说不……上了大学后又怎样，上了大学后不会有什么地方可去的，不会有的。你睁大眼睛看看吧。情况完全会是这样的：我们会拎着塞着满满的手提箱下楼。我们会给每个人打电话跟他们说再见，然后从我们住的酒店里给他们寄明信片。再接下去就是我会在一家办公楼工作，挣很多很多的钱，打车或者是乘坐麦迪逊大街（纽约广告商聚集地方）的公共汽车去上班，整天都会在看报纸，打桥牌，去影院看那些无聊的短片和新闻……这些个生活同我说的不会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萨利当然不会明白。霍尔顿的这番自我表白其实与米尔斯和里斯曼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但是显然霍尔顿有着犀利的眼光、敏锐的感觉，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看成是塞林格借霍尔顿之口对日趋严重的一体化社会的批判。而从一个文学人物的角度看，霍尔顿的批判姿态显然也指向了路易斯借用爱默生所说的自我与世界问的斗争，这样的“自我”与“亚当形象”应是一致的，其意义在于对“自我”的张扬，对试图泯灭“自我”的社会异化力量的抵制，而这与传统的美国价值和精神也应是一致的，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麦》能够得到学界如此多的青睐。至少，学者们的讨论让我们发现霍尔顿身上体现的“美国亚当”形象，即自我与个人的抗争精神具有一种突出的时代意义。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三

　　这是一个遏制的时代。路易斯在审视50年代美国社会所处的文化状态时提出了“遏制”这个概念。“遏制”其实并不只是指50年代的文化形态，也不仅仅是指大众社会的一体化现象，同时也指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气氛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体地说，遏制前面应该加上两个字：“冷战”。那是一个冷战遏制时代。如果我们从冷战的情形来看“遏制”，那么“遏制”的更加丰富的意义便会显现出来，而其中之一便是对霍尔顿形象的更具时代特色的读解。

　　冷战起始于美苏两国二战后利益之争的外交冲突，美国采取的对苏遏制政策则是冷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军事手段。遏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的言论。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来一份长达数千字的电报，史称“长电”。在这份长电中凯南分析了美苏两国面临的对峙形势，认为苏联本质上具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且不可改变，对美国及西方会造成极大威胁，美国的外交重心是要阻止苏联的扩张，而美国所能采取的主要办法则是从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苏进行遏制。需要指出的是，凯南认为遏制政策的成功基于两点：其一是美国固有的道义立场，这种在历史上源自清教徒对“山巅之城”的憧憬、后来转变成“天启命定”的道义感使得美国成为了正义的化身，为冷战期间美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提供了合理依据；其二，美国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变，始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警醒，用凯南自己的话说，“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敢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凯南指出，遏制的成功主要是靠美国社会本身的“健康和活力”，唯有美国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最有效地遏制苏联，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在我们处理苏联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在于我们竟让自己变得与我们的对手一样”。凯南的遏制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对冷战期间美国的意识形态的塑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3月，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讲话，史称《杜鲁门宣言》。杜鲁门把世界一分为二，自由世界对峙专制国家，美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则更是美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道义。遏制思想也因此正式成为遏制政策，遏制更是从外交、政治、军事延伸到了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的“叙述语言”。这种叙述语言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对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的推崇，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这些抽象的理念在冷战遏制背景下得到了升华，成为了美国肩负的道义和美国精神的具体表述。另一方面，社会对于非美国的现象则理所当然地采取了遏制的行为。50年代初愈演愈烈的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针对一些曾经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文化人士的听证调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红色”的恐惧浪潮，随之而来的麦卡锡主义则更是将这种对“红色”的遏制推向了极致。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遏制还延伸到了社会生活层面，在诸如消费文化、性别角色、性别身份等方面遏制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从这个角度来看《麦》中的霍尔顿，我们会发现，其身上体现的争取个人自由的精神与“遏制”要求的对美国价值的颂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霍尔顿对大众社会一体化的抵制，对势利现象的憎恶，对自由生活的想象，一方面承继了美国的传统，也即路易斯所说的“亚当”形象之精神，另一方面，在冷战背景下，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的形势中，在“自我”和“他者”的较量里，霍尔顿的个人抗争姿态则更是具有了一种象征美国的意义。不过，这只是“遏制”之象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在霍尔顿身上也看到了“遏制”的另一种象征意义，即对于那些可能侵蚀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因素的矫正，而且是自我矫正，这种矫正力量使得冷战遏制的象征意义在霍尔顿身上得到了具体再现。

　　四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霍尔顿行为的矛盾上来了。一方面，霍尔顿的“自我”形象承继了美国文学中个人抗争世界的传统，而且在50年代大众社会形成和冷战氛围日渐趋浓这个特殊时期更是具有了指向美国精神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霍尔顿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少年，行为不良，言语不逊，看问题往往倾向极端，比如在他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些行为“虚假/虚伪”之人，出自他口中的诸如“母亲们都有那么一点神经病”，“女孩们，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们到底会怎么想的”等等，这样一些断语或许只是他的习惯性口头禅，但是至少也可以表明他看问题的极端化倾向。有时这种极端化则在他身上演变成了一种激进态度，比如他会对诸如见面握手这样平常的社会礼节习俗都会感到不解、厌恶：“又是那一套。这让我感到很悲哀。”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霍尔顿的一种个人抗争姿态，但这种行为如果过于激进则很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有些评论者看到了霍尔顿性格中的“行为失范”（anomie）现象，用一些社会学家的用词来说则是“无拘无束”、“放纵不羁”，同样这也可以看成是他个性的表现，但这种表现会对社会规范乃至体制造成侵蚀。比如霍尔顿有一次转述了他哥哥对美国军队的憎恶，认为“军队实际上就是一帮混蛋们在一起，就像纳粹一样”。尽管这只是转述，但我们可以推测，他本人的想法也差不多。他说他很高兴原子弹被发明出来了，不过他是带着明显的讥讽口吻来提到美国的原子弹的，他说：“如果还会再有一次战争的话，我会他妈的坐在原子弹的上面。我会自愿去报名这么做的，我向上帝发誓我会这么做的。”霍尔顿的这番言语被看成是他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反对战争的表述，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他对作为一种体制的军队及其行为的憎恶。考虑到冷战背景，这种言论在有些人看来就有了“颠覆”的嫌疑（比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来自有些学生家长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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