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霍尔顿的身上似乎有一种自我矫正的能力，有时显得含糊，有时则明显起到了作用，而这同样也表现在他的言语和行为中。《麦》的叙述是采用第一人称，读者通过霍尔顿的自述来了解他的心理和言行。霍尔顿的自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很多时候表现为对自己下过的断语进行自我否定，或者至少是不置可否。比如他一方面说自己还是一个处男，另一方面又说有很多次可以让自己失去处子之身的机会，但是实际上都没有那么做，尽管同时给自己找了很多个不能这么做的理由，但最主要的潜在理由还是他不能这么做。同样，我们看到当旅馆里看电梯的人给他介绍一个妓女时，他立即自言说这有违于他的原则，不过很快他把原则抛在脑外，表示可以接受，而且还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可以为自己以后结婚后的性生活做准备，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和那个妓女进行性交易。这种自我否定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发生在霍尔顿身上，成为小说叙述语言的一个明显特征。我们可以说，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道德意识在规范着他的行为。

　　霍尔顿其实是一个最不喜欢规范的人，正如上文所说，他是一个几乎完全失范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他会有意识地遵守着某种社会规范。在离开学校时，他去看他的历史课老师，这位老师用手抠鼻子的习惯让他不能接受。他的同学奥克莱生活邋遢他看不惯，脸上长满青春痘、牙齿不刷的奥克莱让他不快。同样，他的同屋斯特雷特刮完脸后，把剃须刀弄得很脏，这也让他很难受。他用一种叫做“维塔利斯”的男性专用化妆品给自己的头发上油，他的手提箱是马克·克劳斯品牌，50年代的一种名牌产品，他对那些不是真皮的廉价手提箱很是看不惯，甚至会本能地憎恨使用那种手提箱的人。他愿意和斯特雷特同住一屋，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后者也有一个与他一样好的手提箱。他会在乎别人说他是资产阶级，但是从其所偏好的生活习惯来看，霍尔顿确实是在遵循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规范，这与他表现出的对社会的愤世嫉俗态度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对一些势利现象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进而抗争。

　　霍尔顿的言行总是在这么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里行进。但是，其结果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这种否定的形式越来越显示出肯定的力量，以至最后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和世界观。我们可以从他和他妹妹菲比的交往中看到这种转变的过程。在小说快结尾时，霍尔顿偷偷在晚上回到家里，菲比发现了他成绩糟糕要被学校开除，兄妹俩之间发生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菲比指责霍尔顿对什么也不喜欢，霍尔顿则告诉菲比，他可以做一件事，即麦田里的守望者，保护那些要从悬崖上掉下去的孩子：“我站在一些个特别陡的悬崖的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那些个孩子们，如果他们走过悬崖的话——我是说如果他们在奔跑，如果他们他们顾不上看往哪儿跑，那我就要站出来，抓住他们。这就是我在那儿每天要做的事。我想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想法很可笑，但是那是我唯一真的喜欢做的事，我知道这很可笑。”霍尔顿的这番话也可以看作是小说情节中的一个高潮，表明了他要保持自己个性的决心。有意思的是，他的这番动听的话似乎给菲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菲比的实际反应却又让他很失望：“菲比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但是，当她说话时，她说的却又是那句话：‘爸爸会杀了你的。’”与此前他与萨利说他要去佛蒙特时，萨利视他为怪人一样，霍尔顿也知道在菲比的眼里他不合常规，不能被这个家接受。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改变他的想法和行为，反而更坚定了他要远离周围这个世界去西部的决心。可也恰恰在这件事上，否定的形式又一次发生了在他身上，并最终让他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守望者”。当霍尔顿看到菲比也要跟着他去西部的时候，突然间他似乎意识到了他的行为的不切实际，他改变了想法，转而劝说菲比打消主意，他说他什么地方都不去了，他要回家。为了让菲比高兴起来，他带她到了动物园，看到菲比在旋转的木马上玩的很开心，在一边看着菲比的霍尔顿心中也升起了很多感概：“我害怕她会从他妈的木马上掉下来，但是我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孩子的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要抓主金环，你就得让他们去抓，什么也不要说。如果他们掉下来了，那就掉下来好了，但是你要是说了什么，那就不好了。”与此前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相比，这个时候的霍尔顿也是一个守望者，不同的是他不再挺身而出去抓住那些个孩子，而是让他们自己去体验掉下去的滋味，他少了一份理想中的英雄举动，多了一份现实中的有效关怀，而这是在他抛弃了天真的远去西部的遐想后发生的。

　　霍尔顿终于回家了。自我矫正的力量让霍尔顿规避了可能发生的更加极端和激进的行为，也给了他一个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机会。霍尔顿的自述是在医院里进行的，他得的很可能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病，他提到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与他有过联系，但到底是否如此他并没有明说。不过，不管怎样，他的自述本身就是一种医治行为，在整个自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行为中的种种矛盾：他的善良、他的粗俗、他的正义、他的怯懦、他的抗争、他的不满、他的激进，以及这些矛盾的最终过去（如果不是完全解决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矫正的行为。这种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但霍尔顿的故事是发生在50年代的美国，一个一体化的大众社会正在形成的时候，一个冷战正在走向火热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霍尔顿这个特殊人物的特殊性格也就有了种种象征的可能，而其中之一便是遏制的象征意义在其身上的体现。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那位父亲对《麦》一书会对包括他的女儿在内的学生产生的恶劣影响的指责，在状告得克萨斯大学“腐蚀了我们国家的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后，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这部小说不算是那种赤裸裸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它导致一种精神价值的萎靡，而这却是帮了共产主义的忙。”这位家长的话很可能是耸人听闻，但却传递了有关那个时代的一种信息，即那是一个冷战意识无处不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凯南所说的遏制思想及其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只可惜就《麦》而言，这位律师父亲只看到了霍尔顿现象的一个方面，而没有体察到另一方面的含义，即霍尔顿与遏制的关系，而这正是《麦田里守望者》的一种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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