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何以为用？

　　在《悼念叶芝》中，“诗无济于事”一句尤引人关注，也常被有意无意地误读。若只取其字面之意，将其理解为“诗毫无用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奥登的“我思”的背离。诗究竟有没有用？奥登为何要强调诗的“无用”？要准确理解这句诗的内涵，我们应当兼顾这句诗的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来体验奥登的用意。“诗无济于事”一语构成一个悖论，同时颇具反讽意味。“诗无济于事”，可它“永生于/它的辞句的谷中”。如前所述，正因其“无用”，诗具备了一种自我保护力，使其免受外界的侵扰，故紧接“诗无济于事”的一句是“官吏绝不到/那里去干预”。诗具有其它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免疫力”，这多多少少能给失落的诗人带来些许宽慰。

　　时代的政治气候正压倒性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在极权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文坛，“一切艺术为革命”成为一种时尚或荣耀，大批诗人变得浮躁和激进，热衷于这样那样的“主义”，甘心为其宣传和效力。长此以往，诗的主题将日益狭隘，诗人的艺术个性必将泯灭。对这类近乎盲目的文艺观，奥登深表忧虑：“若以其煽动性的大小作为艺术的衡量标准，那么，戈培尔则算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奥登认为，作为虚构性语言艺术的诗，不该承担本不由它承担的责任，否则将遭受破坏，乃至于走向腐化。他试图扭转诗界的这一风尚，将之引回艺术的正道，正是这一悖论所蕴含的另一维度的“我思”。

　　究竟诗歌何以为用？在奥登看来，诗的首要贡献当在语言。从创作角度看，诗人作为公民的职责和其作为诗人的职责并非一码事；“作为公民，诗人的唯一职责在于保卫语言，这当属其政治责任，因为，一旦语言腐败，思想跟着也腐败了。”《悼念叶芝》的第三部分进一步阐明了语言之于诗的重要性：“时间”——诗的最终裁判——“崇拜语言，把每个/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还宽赦懦弱和自负/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鲫诗歌应当赋予语言以生命和活力。诚然，“诗人不是行动者”，但是到了“语言领域，诗人却成为行动者”。对语言有重要贡献的诗人，方可称之为伟大。

　　在奥登看来，诗人还应深人民众生活，与之同呼吸、共患难，通过介入现实，让诗歌彰显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有史以来，大众的福祉、人类的命运一直是诗歌不朽的主题。为潜心创作，诗人可以身处世外，但是心中却要装着大众，不可弃之而不顾。叶芝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成就了他的不朽诗篇。叶芝走了，其后继者犹在。在叶芝辞世的日子里，天气何其“寒冷和阴暗”：日本人横行中国，德国纳粹疯狂备战欧洲，佛朗哥叛乱得逞，西班牙的共和事业破灭。“黑夜的恶梦把一切笼罩”，“欧洲所有的恶犬在吠叫”，“怜悯底海洋已歇，/在每只眼里锁住和冻结”。残酷无情的现实令奥登深感忧虑，可他坚信，内心的正义感将使叶芝的后继者们勇于担当，不畏险阻，跑向“黑夜之深渊”，去见证历史、谴责黑暗。除此以外，诗人还有着更重要的使命：

　　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

　　直到黑夜之深渊，

　　用你无拘束的声音

　　仍旧劝我们要欢欣。

　　在黑暗之中，苦难的人们正期盼诗人的到来，唯有诗人才能用“无拘束的声音”，劝他们“要欢欣”，带给他们慰籍与希望。现实中的奥登的确像叶芝“一样蠢”，不愿养尊处优，而是选择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地，以履行诗人的使命。奥登去过的每个战场都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写下支持西班牙共和事业的名篇《西班牙》，在比利时等国写下《死亡之舞》（DanseMacabre，1937）和《布鲁塞尔的冬天》（BrusselsinWinter，1938）。1938年，奥登来到中国，写下见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十四行组诗《在战时》（InTimeofWar，1938）。“二战”全面爆发之际，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与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一样有着人性之美。奥登深信，诗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使我们更具人性”。将人的命运装在心中的诗人，其作品必定超越其“肉体的衰颓”而长留人间。

　　在《悼念叶芝》临近末尾处，诗人的使命进一步明确，诗的精神价值愈加彰显：诗人

　　靠耕耘一片诗田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在苦难的欢腾中

　　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葡萄酒象征能驱走忧虑、给人愉悦的事物。Vineyard一词尤指种植酿酒用葡萄的葡萄园，该词在上下文中构成双重隐喻——以葡萄喻诗，以葡萄的种植者喻诗人。诗人要做“诗田”的耕耘者，写出如葡萄酒一般香醇宜人的诗篇，读后让人忘却烦恼和痛苦，收获平静和愉悦。诗人应当真诚地对待读者，不要掩盖事实的真相，哪怕是“人的不成功”之类的残酷现实。诗人倾其所有，不过拥有“一种声音/用以解除折叠的谎言”。

　　在《写作》（Writing）一文中，奥登感怀：“一直以来，人类的生存状况是如此痛苦和落魄”，以至于可怜的精神病人会对诗人呼喊：“请给我唱支歌吧，它能让我做个美梦，远离噩梦。”诗人听后，来到病人身边，在其“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美妙的诗如甘甜的泉，给患者带去安详和温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信仰近乎迷失，身体似被囚禁于“岁月的监狱”，精神随之蜕化成片片荒漠。可是，人的意志终归是自由的，心中的梦想与希望皆可成为永恒。纵然诗人无法解救人类于苦难，但是他们可用诗歌动听的旋律和美好的想象，为身处“荒原”的人们带去难得的慰籍和久违的希望。诗人的才赋和善意化成诗的“坚定的火焰”和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温暖人心，照亮未来。“诗歌可以有百余种功能，它可令人愉悦、使人感伤、扰人心智、逗人开心、给人教益——它能表达任何一种微妙的情感，描述任何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所有诗都须做到的惟有一件事：那就是倾其所能去赞颂‘存在’和发生的事。”在诗的诸多功能中，奥登尤为看重的是其赞誉的功能，因此《悼念叶芝》以此作结：“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结语

　　《悼念叶芝》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浑然整体，其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例如，与水有关的意象贯穿了全诗：从“小溪”、“农家的河”和“感觉之流”，到爱尔兰的“气候”、“辞句的谷……流向南方”和“一个出口”，再到被冻结的“怜悯的海洋”和沙漠里“治疗的泉水”，诗中“水”的意象记录着诗人意识的流动，更象征诗的生命力与品格。这首诗在形式上属田园哀歌，深沉、庄重的基调切合了主题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奥登搁置了传统悼亡诗对于逝者的追思和赞美，转而探讨重要的诗学问题，这本身也暗示诗歌的非功用性品格。

　　奥登的诗学思考与感悟常见诸于他的作品，《悼念叶芝》即为典型一例。通过现象学的“意识”还原，我们体验到奥登独特的诗之“我思”——诗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语言艺术，有着独立的品格和时代的气息；诗人是快乐的使者和心灵的医者，他们用诗抚慰人心，教人如何面对苦难；纵然知道诗最为“无用”，诗人仍应直面现实、肩负使命，孜孜然成其无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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