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伊拉克战争，《星期六》还谈到恐怖主义袭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反复预言了伦敦的地铁爆炸事件。其中，佩罗恩在故事接近尾声时的沉思预言性最为明确：“偌大的伦敦其实和他所居住的这个角落一样脆弱，就像其他上百座城市一样随时都有被投放炸弹的可能。交通高峰期应该是最危险的时间。”小说出版的同一年，2005年7月7日晨高峰时段，4名英裔穆斯林恐怖分子在伦敦市区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引爆了4枚炸弹，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星期六》的预言之准确让人瞠目。

　　实际上，自其1987年小说创作转向以来，麦克尤恩就开始积极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撰文表达自己对9·11等事件的看法，并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展现国际危机。目前为止，《星期六》是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政治指涉最为明确的一部。劳森认为该小说是对9·11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后文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描绘一位当代人一天的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技巧，而且因为“就像在最好的政治小说中那样，它在传播证据和观点时小心翼翼、模棱两可”。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和预言却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明证。

　　在《星期六》中，一方面，麦克尤恩表面上借佩罗恩这样一位科学家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艺术、文学的不屑，实际上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介入社会，表现了个人在国际重大政治、文化问题面前的困惑，例证了小说作为伦理范式的功能；另一方面，他以个体叙事的偶然性揭示了真实事件的必然性逻辑，证明了小说作为预言方式的功能。两方面共同表明，小说之所以能长久存在并持续有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表现广大民众所共同面临的道德困境，引导人们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并反映时事，预言未来。

　　三、小说作为主观模式

　　《星期六》被认为是麦克尤恩自传性最强的一部小说，佩罗恩“似乎跟作者的立场非常相近，实际上是作者观点的传声筒”。麦克尤恩本人也承认，佩罗恩身上有很多他自己的影子。这部小说从两个方面体现了麦克尤恩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一方面，他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了佩罗恩贪恋个人幸福、对他人缺乏同情的弱点，试图以此自省，同时唤起个体、家庭、团体和国家在国际事件中的责任感，使之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获得“被世界、被他人触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风格也表现了作者对于叙述伦理的意识。麦克尤恩一改创作早期暴力宣泄的叙述模式，赋予《星期六》更多的温情和希望，旨在启迪而非震撼，表现了作家对于读者的责任感。

　　小说中有多处细节表现了佩罗恩的畏缩和有限的自省。比如，一早看到飞机坠落，他却选择不作为，并随后自我反思：“他的罪过在于躲在安全的卧室里，裹着温暖的羊毛睡袍，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目睹着伤亡却游离在半梦半醒之间。”他认为自己“本该打电话的”，然而却终于止步不前。而且，故事暗示，佩罗恩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他儿子的至理名言：“眼界越远，失望越多。”也就是说，越是关注天下大事，诸如战争、恐怖事件、温室效应等等，就越容易产生晦暗心理。相反，如果只关注眼前，只关心自己的境遇，生活中尚可发现很多乐趣。佩罗恩虽然不断关心着国家大事，却从不付诸行动，甘做井底之蛙，直至危险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头上，威胁到他本人的幸福。

　　此外，小说中针对佩罗恩的一段心理描写也突出了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人面对灾难的病态心理。看电视新闻时，他想到，当今的世界形势表明，9·11之类的惨剧随时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人都在恐慌不安，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共同的更加阴暗的渴望，一种“病态的自我惩罚和亵渎神明的好奇”，希望在第一时间了解灾难情况。麦克尤恩本人也谈到过自己对灾难既厌恶又渴望了解的矛盾心理。9·11之后，他和儿子通过新闻频道观看相关报导。想到那些可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们，他反思：“他们现在也和我们一起在看吗？跟我们一样渴望了解最坏的情况？这种想法让我羞愧。”此处的麦克尤恩和故事中的佩罗恩几乎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共同表现了面对灾难的窥视欲和由此产生的羞愧感，并进一步表明了《星期六》的自传性。

　　不过，麦克尤恩在选择佩罗恩为自己代言的同时，又超越了佩罗恩，更多地展现了人物的缺点，借以警醒自己。针对哈里森的判断——“佩罗恩实际上是一个有点自鸣得意的，因此缺乏同情心的人物”——蔡尔兹指出，“麦克尤恩以佩罗恩的自鸣得意影射了沉溺于物欲的整个西方世界对国际事件的冷漠。比如，佩罗恩一边在他的奔驰车上听舒伯特，一边沉思着与‘饥饿、贫困及其他’共存的‘进步’。”换言之，麦克尤恩以佩罗恩这样一个像躲在蚕茧中的蚕一样自我保护、自我隔离的人物暗示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一些养尊处优者对国际性危机熟视无睹，关注新闻也是为了满足好奇；整个西方世界沉迷于物欲，对周边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困境置若罔闻或仅止于“沉思”。这样的“进步”是浮浅而虚假的。佩罗恩的故事证明，个人的幸福与国家、世界的和平共处唇齿相依，当国家、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个人的幸福也很难得到保证。

　　同时，从叙述伦理的角度来看，作者是否该迎合读者窥视灾难的欲望？麦克尤恩在早期创作中确实描写了一些可憎场面。尽管杰克·斯莱曾为其辩护，认为“通过迫使我们见证当代社会的残忍，麦克尤恩也迫使我们承认它们的存在，而承认它们的存在……离改造它们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麦克尤恩在其后期创作中开始意识到距离的魅力，在小说中刻意留下空白供读者去想象。谈到对9·11报导的观感，他说：“通常，总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显得骇人。”

　　因此，《星期六》的描述显得内敛而克制，在暴力一触即发之际戛然而止，而且只因一首诗。这让整个故事显得荒诞不经，让读者感觉受到了愚弄。但故事结局的荒诞恰恰暴露了其虚构性和寓言性以及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作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受益者，麦克尤恩这种克制、舒缓的文风也体现了主题之外叙述风格上的一种“归家”。然而，麦克尤恩非暴力的描述隐含了暴力的可能，舒缓的叙述具有爆发的张力。佩罗恩的遭遇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偶发还是宿命？其实两者都是，依赖于视角的不同。麦克尤恩以佩罗恩的故事为媒介，借助其私人叙事的呢喃，表达了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学者的人世精神和对当代世界形势的深深忧虑。巴克斯特生病了，佩罗恩或许可以拿手术刀切除其病灶；深陷战争和恐怖活动的人们如若病人膏肓，有谁能拿手术刀切除恐怖分子的病灶？自认为受害者的人们对灾难是否负有责任？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否是在自掘坟墓？这显然需要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小说短期内也许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正如麦克尤恩另一部小说《赎罪》中的主人公布里奥尼所说，“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麦克尤恩手执文字的手术刀，剖析社会的现状，试图唤起人们的伦理意识，重新审视当今的政治、文化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反映了小说作为“文化话语”、“伦理范式”、“预言方式”和“主观模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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