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人通过意象并列成功地传情达意，但两者不无区别。中国古诗意象并列时强调象与象间相互衬托、互为引申，同时还追求意与象之浑然相融，特别重视意境营造，因中国诗学传统一贯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以“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为诗之要义。艾略特早期诗歌，将非诗化材料入诗，着力描摹现代城市的污秽面，以上一系列城市生活意象的并列达到了艾略特所追求的“思想感性化”，但象与象间较孤立割裂，缺乏相互衬托，因而审美体验削弱。此外，诗人所取意象精炼，但诗人之意与象缺乏融合，意蕴显得单薄，缺乏中国古诗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这应是艾略特刻意强调诗歌“非个人化”的结果。

　　2.意象并置。意象并置就是把表面上无逻辑关系的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起来，造成意象语言间的脱节，意象在相互映衬、引发中发生叠合，构成复合的意象，产生新的审美效果，即意象派理论家休姆所谓的“视觉的和弦”。《序曲》起首：“冬日的傍晚来临，/走廊里一股炸牛排的味儿。/六点钟。/烟蒙蒙的白天燃尽的烟蒂”。时间意象“六点钟”与具体物象“燃尽的烟蒂”两个似乎毫不关联、无法相容的意象，一经突兀并置、叠合映衬，立刻为全诗晕染出没落颓废的底色。随后，诗人再把 “肮脏的枯叶”、“破百叶窗”等意象颜色一点点涂抹于画布，寥寥几笔绘就了一幅衰败零落的现代城市图景，隐喻现代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扛鼎之作，《荒原》中的“客观对应物”主要通过完全不加解释的意象并置获得体现，并且意象并置更加奇特诡谲。比如，长疙瘩的青年“血肉之躯”（2）与出租车“引擎” 的剪切，凸显出现代人的麻木不仁、机械冷漠。而“紧紧拉直头发的女人”、“长着孩子脸的蝙蝠”和“倒挂在空气里的城楼”的意象粘贴，互不相容、怪异惊悚，现代人的异化、生活秩序的丧失及文明的堕落通过众多的意象并置，倏然呈现。

　　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诗句不一而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十个意象一气呵成，道尽了人间的羁旅愁思，是中国诗意象并置最为人称道的典范。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六个意象跳跃性地并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古诗追求艰险怪异的意象组合，当属“诗鬼”李贺为甚，其《李凭箜篌引》借用神话材料，以非凡的想象力将意象怪异组合以表现梨园弟子李凭高超的箜篌弹奏技艺。在“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一句中，中国诗传统的美好意象“昆山玉”、“凤凰”、“芙蓉”、“香兰”与“碎”、“叫”、“泣”、“笑”组合，破碎怪异美感被解构。“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一句更是将诡异且丑陋的意象并置，意境诡谲。可见，凭借意象的奇特并置，李贺奏出了一曲背离中国传统音乐而唯他独属的生命乐章。

　　艾略特与中国古典诗人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将迥异的意象并置，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两相对比，差异自现。上述《荒原》中“女人”、“蝙蝠”和“城楼”意象的并置，承载着诗人所感悟到的客观世界，只是象与象间的过分跳跃削弱了其审美体验。同样，“黄昏”与“燃尽的烟蒂”并置虽生动奇特，但契合度欠缺，似乎暗指衰落再无更多“余味”。而中国古诗中，意象间表面跳跃，内在却有一定的延续或转换。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句，“鸡声”、“月亮”、“霜”意象一起点出了诗歌的时间——冬日清晨，而“人”又串联起诗歌的空间：宿于“茅店”、踏足“板桥”，寂寥孤苦的旅人似水墨画般简洁勾勒而出，意蕴深厚。

　　3.意象叠加。意象叠加是指以一个或多个意象去衬托、复现一个中心思想，从而更加凸显着力刻画的对象。《情歌》描述了一个脆弱彷徨，耽于幻想却止于行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诗歌的起首突兀奇特：“那么就让咱们去吧，我和你，/趁黄昏正铺展在天际，/像一个上了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1）。“黄昏”和“病人”、“天际”和“手术台”没有关联的两组意象奇妙化合，寓意深刻。人类赖以生存的时间空间都病入膏肓，需要救治，何况人乎？此处意象叠加铺陈了诗的气氛，也为普鲁弗洛克的爱情失败埋下伏笔。普鲁弗洛克渴望爱情，却惧怕表白；渴望灵魂高尚，却又沉迷于俗世。他的形象在诗中通过“雾”和“猫”的意象叠加微妙显露：“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蹭着它的背，/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鼻子和嘴，/把舌头舔进黄昏的各个角落”。无形、无生命的“雾”被比作“猫”，它“蹭着背”、“擦着嘴”，舌头伸进“黄昏的角落”，蓦然一跃，似乎要采取行动、大胆告白，最后却“沉入了睡乡”。普鲁弗洛克的怯懦敏感、瞻前顾后在“雾”和“猫”的意象叠加中跃然纸上，得以客观呈现。

　　意象叠加也是中国古诗中常用的意象营造方式，比较典型的叠合方式是全句不用动词或连接词，全部使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来铺陈复合、烘托气氛，创造出不同的意境以表达诗人的情感。如“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通篇未见一个“愁”字，但通过客观物象的相互叠加，愁绪渲染烘托而出，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另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词人写离愁别绪，亦未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三个意象的叠加衬托而出。“杨柳岸”里的“柳”暗寓古人离别时的折柳相赠，有惜别之意，而“杨柳岸”本身即是内蕴无限情思的“自身具足”的意象。清新的“晓风”与凄凉的“残月”叠合呼应，对比产生，景愈美人愈愁。三个镜头经过巧妙剪接组合，形成了意境朦胧、情思幽远的艺术境界，正所谓“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

　　中国古典诗中，意象并列的诗句不甚枚举，一般都是通过对偶和比兴的手法实现。以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五）为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自然意象“黄菊”、“南山”、“山岚”、“夕阳”和“归林鸟儿”互为衬托，共同营造了一幅超尘脱俗的自然美景，令人遐想无限。诗人采菊于东篱下，怡然自得，不经意颔首，南山静穆矗立，瞬时物我相融，心灵交合，“心远地自偏的诗人”亦化为自然中一虚象，与虚、实并具的自然意象浑然一体，勾勒出天然本真、绵远悠长的意境。中国诗意象并列之“大匠运斤，无斧凿痕”通过陶诗可见一斑。以下诗句均为中国古诗意象并列之典范，如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杜甫《旅夜书怀》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

　　中西诗人通过意象并列成功地传情达意，但两者不无区别。中国古诗意象并列时强调象与象间相互衬托、互为引申，同时还追求意与象之浑然相融，特别重视意境营造，因中国诗学传统一贯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以“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为诗之要义。艾略特早期诗歌，将非诗化材料入诗，着力描摹现代城市的污秽面，以上一系列城市生活意象的并列达到了艾略特所追求的“思想感性化”，但象与象间较孤立割裂，缺乏相互衬托，因而审美体验削弱。此外，诗人所取意象精炼，但诗人之意与象缺乏融合，意蕴显得单薄，缺乏中国古诗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这应是艾略特刻意强调诗歌“非个人化”的结果。

　　2.意象并置。意象并置就是把表面上无逻辑关系的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起来，造成意象语言间的脱节，意象在相互映衬、引发中发生叠合，构成复合的意象，产生新的审美效果，即意象派理论家休姆所谓的“视觉的和弦”。《序曲》起首：“冬日的傍晚来临，/走廊里一股炸牛排的味儿。/六点钟。/烟蒙蒙的白天燃尽的烟蒂”。时间意象“六点钟”与具体物象“燃尽的烟蒂”两个似乎毫不关联、无法相容的意象，一经突兀并置、叠合映衬，立刻为全诗晕染出没落颓废的底色。随后，诗人再把 “肮脏的枯叶”、“破百叶窗”等意象颜色一点点涂抹于画布，寥寥几笔绘就了一幅衰败零落的现代城市图景，隐喻现代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扛鼎之作，《荒原》中的“客观对应物”主要通过完全不加解释的意象并置获得体现，并且意象并置更加奇特诡谲。比如，长疙瘩的青年“血肉之躯”（2）与出租车“引擎” 的剪切，凸显出现代人的麻木不仁、机械冷漠。而“紧紧拉直头发的女人”、“长着孩子脸的蝙蝠”和“倒挂在空气里的城楼”的意象粘贴，互不相容、怪异惊悚，现代人的异化、生活秩序的丧失及文明的堕落通过众多的意象并置，倏然呈现。

　　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诗句不一而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十个意象一气呵成，道尽了人间的羁旅愁思，是中国诗意象并置最为人称道的典范。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六个意象跳跃性地并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古诗追求艰险怪异的意象组合，当属“诗鬼”李贺为甚，其《李凭箜篌引》借用神话材料，以非凡的想象力将意象怪异组合以表现梨园弟子李凭高超的箜篌弹奏技艺。在“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一句中，中国诗传统的美好意象“昆山玉”、“凤凰”、“芙蓉”、“香兰”与“碎”、“叫”、“泣”、“笑”组合，破碎怪异美感被解构。“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一句更是将诡异且丑陋的意象并置，意境诡谲。可见，凭借意象的奇特并置，李贺奏出了一曲背离中国传统音乐而唯他独属的生命乐章。

　　艾略特与中国古典诗人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将迥异的意象并置，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两相对比，差异自现。上述《荒原》中“女人”、“蝙蝠”和“城楼”意象的并置，承载着诗人所感悟到的客观世界，只是象与象间的过分跳跃削弱了其审美体验。同样，“黄昏”与“燃尽的烟蒂”并置虽生动奇特，但契合度欠缺，似乎暗指衰落再无更多“余味”。而中国古诗中，意象间表面跳跃，内在却有一定的延续或转换。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句，“鸡声”、“月亮”、“霜”意象一起点出了诗歌的时间——冬日清晨，而“人”又串联起诗歌的空间：宿于“茅店”、踏足“板桥”，寂寥孤苦的旅人似水墨画般简洁勾勒而出，意蕴深厚。

　　3.意象叠加。意象叠加是指以一个或多个意象去衬托、复现一个中心思想，从而更加凸显着力刻画的对象。《情歌》描述了一个脆弱彷徨，耽于幻想却止于行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诗歌的起首突兀奇特：“那么就让咱们去吧，我和你，/趁黄昏正铺展在天际，/像一个上了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1）。“黄昏”和“病人”、“天际”和“手术台”没有关联的两组意象奇妙化合，寓意深刻。人类赖以生存的时间空间都病入膏肓，需要救治，何况人乎？此处意象叠加铺陈了诗的气氛，也为普鲁弗洛克的爱情失败埋下伏笔。普鲁弗洛克渴望爱情，却惧怕表白；渴望灵魂高尚，却又沉迷于俗世。他的形象在诗中通过“雾”和“猫”的意象叠加微妙显露：“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蹭着它的背，/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鼻子和嘴，/把舌头舔进黄昏的各个角落”。无形、无生命的“雾”被比作“猫”，它“蹭着背”、“擦着嘴”，舌头伸进“黄昏的角落”，蓦然一跃，似乎要采取行动、大胆告白，最后却“沉入了睡乡”。普鲁弗洛克的怯懦敏感、瞻前顾后在“雾”和“猫”的意象叠加中跃然纸上，得以客观呈现。

　　意象叠加也是中国古诗中常用的意象营造方式，比较典型的叠合方式是全句不用动词或连接词，全部使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来铺陈复合、烘托气氛，创造出不同的意境以表达诗人的情感。如“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通篇未见一个“愁”字，但通过客观物象的相互叠加，愁绪渲染烘托而出，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另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词人写离愁别绪，亦未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三个意象的叠加衬托而出。“杨柳岸”里的“柳”暗寓古人离别时的折柳相赠，有惜别之意，而“杨柳岸”本身即是内蕴无限情思的“自身具足”的意象。清新的“晓风”与凄凉的“残月”叠合呼应，对比产生，景愈美人愈愁。三个镜头经过巧妙剪接组合，形成了意境朦胧、情思幽远的艺术境界，正所谓“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

　　意象叠加所创造出的审美意境远非单个意象的简单相加，艾略特和中国古诗人都深谙此道，但各有千秋。中国古典诗的意象叠合，尤其是由名词和名词性短语构成的叠加，意象自然并置直现于读者眼前，物物关系模糊呈现出不确定性及多义性的特征，从而可反映出多种情境，产生了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可称之为描述性意象叠加。艾略特则是比喻性的意象叠合，他认为诗人要抓住意象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比喻、拟人、奇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扩展一个修辞格使它达到机智所能构想的最大范围”[6]。其“客观对应物”即表现为以众多修辞手法而相互叠合、相互印证的意象组合，但修辞格扩展的越多，留给读者的空白就越小，诗歌的言外之意也越少。

　　4.意象对比。意象对比是将截然相反、相对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在对比反衬中突出所要表达的情思。《荒原》中的意象对比不一而足，如凸显主题的“死亡与再生”、“爱情与欲望”、水火意象的对比，人物意象间、动物意象间、季节意象间的对比等。而诗人通过典象所产生的意象对比更是意蕴深邃。“典故如果能与现代经验相叠合、相交融，诞生出一个新的意象，那就是典象”[7]，典象正是“客观对应物”在《荒原》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大量撷取但丁《神曲》、莎翁戏剧、圣经故事、圣杯传说和繁殖神话等典故，尤以耶稣死而复生和骑士寻找圣杯为诗歌隐形线索，艾略特连接起现代世界的精神荒原与古代渔王的干涸土地，赋予异化荒芜的现代社会以意义感和秩序感。诗中，神话和历史传说、现实与未来穿插交织，造成一种强烈的反衬效果，提高了诗歌的多义性、暗示力和表现力。如第五章“雷霆的话”，“我听见那钥匙/在门里转动了一次”，此处典象运用所营造出的骇人意境发人深省：现代人有欲无爱，缺乏沟通，如同“各人在自己的监狱里”，人类只有拥有同情心，方能自心狱中解脱，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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