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中意象鲜明对比的诗句比比皆是。如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中“朱雀桥”与“野草杂生”、“乌衣巷”与“夕阳残照”、“王谢堂前燕”与“寻常百姓家”各组意象互相映衬，虚实相间，构成对比。短短篇幅内，诗人将历史的昨天和今天并对，反衬出苍茫的历史变迁。而就运用典象以形成意象对比而言，叶公超曾言北宋江西诗派黄庭坚的“夺胎换骨”之说能够与艾略特的“主张用事与用旧句”相互印证。黄庭坚善于“领略古法生新奇”，在《徐孺子祠堂》一诗中他多处用典，如以“乔木幽人”（典出《诗经.小雅.伐木》）比喻徐孺子品行高洁，“生刍一束”则典出徐孺子以一束青草（生刍）吊唁他人的高雅举动，而“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典出陈蕃“悬榻”礼贤徐孺子的事迹。这些典故与今世相对比，起到了借古讽今之意，暗示今世士风不振，表现出诗人不苟且世事的高尚情操。

　　艾略特与中国古典诗人不约而同运用典象以形成古今对比，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可见诗学在本质上的相通性，但两者在运用上差异很大。受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暗示”特征的影响，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论宏阔丰富，意象组合广博多变，典故、戏剧化场景、情境、引语皆为其用，成为他的“情感的配方”，体现出“非个人化”特征。其中，将典故扭曲变形以表现诗人的理性思维，不光赋予其意象更深沉的象征内涵，更使读者能够在一个重叠的典象中，从历史的厚重反衬中，体悟到现时的虚无与没落。而中国古代诗人更多的是借用这些典故来体现自己的感悟和智慧，艾略特诗中所体现的旁征博引、隐喻象征等现代主义特征，在中国古诗中并不多见。

　　5.意象辐射。意象辐射是指诗歌以一个主导意象为中心，其他众多的意象围绕着它由内向外扩展，如同树的枝节，或者由外向内聚合，如同辐辏聚拢向车毂，从而构成一个结构复杂统一的意象整体。在《荒原》中，“荒原”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主导意象，所有的意象都以它为轴而织，组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现代主义画卷，象征着西方文明的衰落。而诗的五个章节又分别有其中心意象。每一个诗章中，再以中心意象为圆点，辐射发散出众多的意象。以第二章“对弈”为例，通过突出房间里的众多物象如“发亮的椅子”、“闪光的烛台”、“缎盒里的珠宝”，艾略特首先塑造了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形象，接着是典故中翡绿眉拉遭强暴变身夜莺的形象、精神无法沟通的夫妇形象、弥尔顿剧中暗示偷情的对弈意象、下层社会的女性丽儿和她的朋友酒吧聊天的场景以及《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疯了后向生活道别的意象，这些意象虚实结合，贯通古今，共同交织出“一大锅不圣洁的爱”，暗示了第二章的主题意象——情欲。现代人有欲无爱，灵魂空虚，无望地跋涉在精神的荒漠中，“荒原”意象得以深化。

　　中国古典诗中绝大部分的整体象征诗都采用辐射式意象组合方式。以杜牧的《秋夕》为例，作为宫怨诗，它写尽了失意宫女的孤独寂寥。寂寞本是抽象、难以描摹的心绪，但却在一系列意象语言的流动、延续中得以体现。诗人由宫女的身边近景写起，发出冷光的“银烛”，凄清的“月光”，连精美的“画屏”也是清冷的。为排遣冰冷的寂寞，凄凉的夜色中，宫女独自“扑流萤”，以动写静越发凸显出她的寂寥心境。间或抬头凝望夜空，“夜色凉如水”，清冷不自禁，不妨就寝，却又夜不能寐，“卧看牵牛织女星”，寒星更是映衬出她的内心凄苦，牵牛织女尚能每年七夕一见，而她却相见遥无期。诗歌的视角先由室内转向室外，再折回室内，意象由室内“银烛秋光”到室外“扑流萤”，再到夜空中的“牵牛织女”，一步步向远处辐射发散，宫女的寂寞空虚被描摹得淋漓尽致。

　　对比可见，在辐射式意象的营造上，中国古典诗更重视情景相生、心物相通，以营造“不隔”之境为要旨，把诗歌的意境美拓展到了极致。艾略特在组象上更偏重于艺术技巧的拓展，对象征主义的“暗示”特征进一步发扬，他曾说：“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8]为了使诗歌更具象征性和表现力，更能反映混乱无序、纷繁复杂的现代经验，其“客观对应物”包罗万象：富有张力的喻象、戏剧化场景、典故等交织堆叠，使意象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裂变，呈现出多重视角、多条脉络等特征，真正做到了“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

　　三、两种意象观的差异及其原因

　　艾略特和中国古典诗人通过意象间的巧妙组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诗歌艺术魅力。从上述五种意象语言营造的对比中，既可发现两者在组象上的契合处，更可见它们的巨大差异。从意、象、境三者的关系来看，两种意象观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意象选择。中国古典诗人所选意象直观、具体，意象含蓄凝练，多为自然物象或事件。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早期受意象派诗歌影响，多清晰硬朗的意象，意蕴单薄；中期则更多为经过诗人改造过的客观事物，更为宏阔，极具包容性，除各种事件、戏剧化场景和引语等外，典象的运用，使得客观对应物更趋理性化。其次，意象间关系。中国古诗象与象间内在粘连、互为衬托，甚至意象可直接拼贴，诗歌意象语言的自由度、意象密度达到极致。艾略特的意象跳跃性很大，意象间缺少本质联系，受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神秘奇特的意象拼贴是其“客观对应物”论的早期特征。此外，中期受象征主义影响，其意象语言在表现方式上堆叠、拼贴、交叉、辐射，纷繁交错，意象的特质也更具暗示性、隐喻性、神秘性，现代主义特征明显。最后，意与象的关系。中国古诗意象说重视意、象、境三者的和谐统一，强调情景相生，心物相应，追求意境美。艾略特的意象观虽追求抽象思维与感性意象的浑然一体，但更强调“意”的主导性，更看重理性的解析，物象的具体性、独立性因诗人的介入剖析趋于抽象化，意蕴稀薄。

　　“客观对应物”论与中国古典诗学意象说在内涵上的本质区别主要是由东西方不同的语言体系、哲学观及文化审美特质等导致的。首先，中国文言句式的特征以及古典诗严谨的格律造成句法标记如连词、介词等的省略，连接媒介的省略使得物象更加突出，形成强烈的独立性和视觉性，意象由于直接拼贴而变得精练、浓缩，兼具指向性与多义性，从而使读者与物象直接接触因而产生“不隔”。相比之下，印欧语系由于语法结构严谨，连词、介词和冠词等连接媒介不可或缺，使得艾诗中意象间跳跃性很大，相互间缺少本质联系，意蕴单薄，意象呈硬朗、神秘的特质，意象密度以及自由度、精练度均逊于中国古典诗，但艾略特通过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予以了一定的弥补。其次，哲学观的不同。中国哲学观是一元论，道家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任物自然”，因此，观物方式上强调“以物观物”。受此影响，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强调情景相融，神与物游，所以在意象营造上追求象、意、境的和谐统一，重视意境的营造，并且诗人的个体形象总是深寓其中。西方哲学观则是主客分离的二元论，强调摹仿写实，重视推理分析，在意象观上则体现为意和象二元相对，诗人作为一个客观旁观者，仅仅起着沟通虚、实的任务。“客观对应物”论即以意为主导，强调对于象的运用。艾略特将由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所获知的一切熔铸到意象中，而他本人却悄然隐退，呈现“非个人化”特质。

　　四、结 语

　　由于语言及哲学观等的不同，中西两种意象观具有本质差异，但异中有同。首先，东西方诗学都极为重视意象，都着力通过意象语言的不同组合，以表达诗人的理性或感性思维，提升了诗歌的审美维度。其次，二者都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中国古诗意象说直观、感性，艾略特则更趋理性。而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正是各自存在的价值以及中西诗学交流互补的前提。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东向取经，取法中国古典诗意象的精髓，丰富了意象派的理念和创作。反过来，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则西向取经，通过译介艾诗及其诗论，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钱钟书曾强调要将中国传统文论术语与西方术语加以比较及阐发。通过比较，我们一方面可以发掘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原质，另一方面，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中西化合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才能摆脱当代中国诗学话语的“失语”状况，而西方中心论也应有所反省、有所调整。唯此，东西方诗学的平等对话方有可能，现代诗歌才能出现新一轮的繁荣发展。

　　注释：

　　（1）《序曲》、《普鲁弗洛克情歌》译文参见：陆建德主编.《荒原 艾略特文集.诗歌》，汤永宽，裘小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2）《荒原》译文参见：赵萝蕤，张子清译，《T.S.Eliot：〈荒原〉》，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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