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注重对作文者的道德行为加以考察，并以此对《楚辞集注》篇目进行安排。他因推崇屈原之道德行为而将其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奉为经；将宋玉等人的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归为传；将作者道德不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人的作品删去，增加有经世之才的贾谊所作赋两篇。

　　关键词：朱熹；道德行为；《楚辞集注》；篇目

　　中图分类号：I207.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71-006

　　朱熹以道文观念为指导，于《楚辞集注》篇目选择上遵循“性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他在王逸《楚辞章句》基础上，将屈原创作之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而将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等创作之八题十六篇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并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以及王逸《九思》等四篇删去，而增加贾谊《吊屈原》、《服赋》两篇。

　　一、划分“离骚”类与“续离骚”类

　　朱熹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定为五卷，归为“离骚”类，将宋玉之《九辩》、《招魂》，景差之《大招》，贾谊之《惜誓》、《吊屈原赋》、《服赋》，庄忌之《哀时命》以及淮南小山之《招隐士》共十六篇定为“续离骚”类。朱熹之所以这样去区分，在于他认为“经”“传”有别，乃秉承孔颖达之“凡非正经者谓之传”的主张。他在《楚辞辩证》中说：

　　洪氏目录《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传字。”晁氏本则自《九辩》以下乃有之。吕伯恭《读诗纪》引郑氏《诗谱》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孔颖达曰：“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按《楚辞》屈原《离骚》谓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以此例考之，则《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民劳》以下，《大雅》之传也。孔氏谓凡非正经者皆谓之传，善矣；又谓不知此传在何书，则非也。然则吕氏实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见其的据，更当博考之耳。[1]7

　　朱熹考证洪兴祖、吕伯恭、晁补之、孔颖达诸说，但依然有些疑义，不知的确证据何在，但因朱熹尊崇屈原，故而从孔颖达之说，尊屈原所作为经，而后续者为传。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论及：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2]

　　学生问为何要分《诗》之经、传，朱熹说此乃从吕祖谦之观点，以风雅之正、变分为经、传，举例如屈原之《离骚》即为经，而后人作便为传。

　　朱熹尊屈原文章为经，源于其道文观，因为对屈原道德品行之尊重，所以推崇其文章，以为典范他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1]2朱熹认为屈原之志行或有不合中庸之处，但都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书都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故而其辞赋不能仅仅看作词人之赋，而应当作有补世教的教材。屈原这种诚心、至意就源于道，而屈原辞赋就是出于道的诗文，故朱熹便认为《楚辞》与《六经》作用一样。

　　朱熹认为道与文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他在《读唐志》中论道：“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3]3373-3374朱熹明确指出“道德”与“文章”也是不可分离的。这个“道”是以三代圣贤之伦理道德为楷模，其实指向作文者之道德品行。他说：“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必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歌咏、《书》之记言、《春秋》之叙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3]3374古者圣贤之文出于道，譬如最经典之《六经》。道与文统一不可分割，但相比较而言，道是文的根本，道具有本源性，文为派生性的，有道才有文，“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4]4314这就是朱熹的道文统一但又以道为根本的道文观。朱熹对屈原之道德品行极为推崇，便认为屈原文章出于“道”，朱熹曾亲自撰写《修三闾忠洁侯庙奉安祝文》，据《文集》记载：

　　惟神为国上谋，遭馋放逐。行吟憔悴，厥有《离骚》。长沙自沉，勇赴兹水。遗祠锡号，帝有愍书。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既讫功。敢馔灵神，敢陈椒醑。唯神将鉴，永奠厥居。[5]

　　此文描写屈原为国事而遭放逐，在行吟憔悴时候作《离骚》，自沉湘水，勇气可嘉。如今修供奉之祠，让屈原神灵得屋宇以便居住。又奉上酒水美食，让神灵永远居住于此。

　　朱熹以为屈原之道德品行主要表现为“忠君爱国之诚心”，因为忠君爱国，所以屈原之《楚辞》从未怨君，这在《朱子语类》中有论及：

　　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4]4241

　　朱熹认为屈原是一位忠诚恻怛爱君之人，在《离骚》等篇中，都是缱绻爱慕、恋恋不舍之意，没有一句骂怀王。最后楚国灭亡，屈原投河殒命，是无奈之举。而今解说为骂怀王，实属误解。朱熹以为《九歌》篇也是托神为君，而非怨君。他说：

　　《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4]4288-4289

　　由此观之，朱熹将屈原所作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将宋玉等十六篇归为“续离骚”类，实乃出于对屈原忠君爱国之道德行为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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