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可以说，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一些作家因风格和意趣相近而从事的写作，不过，这些写作有大体上相似的写作格调和核心意识。从中国乡土文学1920年代的发生形态及1930年代的成熟传统看，它主要有三方面的描写内容和品质：一是反映和同情乡村人民的生活处境；二是表现中国古朴的乡土文化风情和家园感受；三是体现与乡土中国形象相关的审美意趣和生存经验。

　　当最初的乡土小说群体渐渐散去，有一些人仍在进行与乡土小说相关的写作，由此渐渐延伸为较成熟的乡土文学传统，除了茅盾、萧红等的作品与原初乡土小说有相似的内容和风格，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的写作形成了乡土文学新的审美气质。郁达夫、废名主要表达对古典文化和田园生活的依恋，沈从文主要表达古朴生存和淳厚人性，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与乡土小说那种有些严峻的现实主义明显不同，形成了清新、怡然、静穆的审美风格，并带有浪漫和忧郁情调。并且，这种新的审美风格最终确定了后来乡土文学的主要情趣、品质和方向，影响了后来的汪曾褀、周立波、孙犁、古华等人。

　　从乡土小说到乡土文学而延续至今的过程看，1949年以后，虽然有一些与乡土文学相关的文学写作，但很难在完整意义上把它们看做纯正的乡土文学，而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乡村叙事大多有个乡土背景或有某些乡土情味就可以任意命名为乡土文学，但实际上，远离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形态。

　　如果要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繁荣乡土文学，大概应该关注这样几方面关于乡土文学的意向：1.在经典乡土文学的传统上延伸出乡土文学的新空间与方向；2.以新的审美风格去描写市场化中国的乡土生活；3.以新的乡土文学尝试着建立市场化年代的乡土中国形象；4.用超越以往乡土中国的生活观念描述市场化乡土中国生活的新变化。显然，要实现这些是不容易的，但人们却采取了一种轻易认定的立场：将一切与乡村相关的文学都看做乡土文学。

　　这意味着，新兴乡土文学要复兴一种文学的方向，却缺乏确定的乡土文学的核心理念。这样，当在市场化中国谈论乡土文学时，由于缺乏对乡土文学写作格调和核心意识的参照意愿，也就出现了对于乡土文学的杂乱认定和表现。于是，乡土文学的话题虽然被反复提及，却很少接近中国乡土文学发生之初所形成的乡土中国形象和审美形态。

　　由于新的乡土文学核心意识的不确定性，容易造成一些对乡土文学的泛化理解，虽然有力图扩大与创新乡土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努力，但却难以寻找到适应市场化中国的乡土文学风格、主题和内容。最基本的原因是不可能将一切与乡村相关的文学都看做乡土文学，那样既模糊了乡土文学意识，也消解了乡土文学的真实意义，甚至可能与某种城市文学相混淆，而乡土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区别在于：乡土文学是一种具有特定审美倾向的文学形态，是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简单地说，乡土文学在新兴文明与古老文明或外来现代文明与本土原生文明发生冲突时才产生。

　　对乡土文学本源的反顾提示我们：对市场化时代中国乡村生活的繁复表现不能替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特质，主题性的乡土文化风情和古朴典雅的乡土审美意趣对于乡土文学才是更根本的。虽然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出现了大量有关乡村生活的写作，但乡土文学并不仅仅意味着题材对象和描写内容，乡村生活描写也并不是乡土文学的唯一特征，因为乡村生活在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并不是写了乡村生活就是乡土文学。

　　三

　　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乡土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叙事品质被不断改造和借用，被贯注于乡土文学中的家园意趣和审美意识也被不断破坏。在中国乡土文学中，如果古典的家园意识和怀恋的审美意趣特别使乡土文学与普遍意义上的乡村文学不同，也由此形成乡土中国形象的特有内涵，那么，离开了古典的家园品质便没有了乡土文学。

　　古典性与现代性相交之时而发生的乡土文学，其包含的古典性是必要的品质，而古典家园感受是古典品质的重要体现，从古典家园向现代家园演变的迷惘流溢在乡土文学的作品中，不论描写家园毁坏的还是描写家园保存的，都含有浓烈的家园气息，这成为乡土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这种品质可能标志了乡土文学的基本格调和核心意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某种文明冲突发生时所产生的某种具体的文学品质以及乡土中国形象。

　　既然中国乡土文学矛盾性地产生于20世纪初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激烈碰撞之时，它就主要是由古典与现代相交之时的文化意味和审美感受决定的，这样，家园品质对古典家园的依恋就可能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标志性品质。于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主要价值是以怀恋方式表达失去古典家园的文化感受，并借此表达对乡村人民失去家园生活的人性同情。而在实际的文学表现中，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确常常与家园意识相关而连为一体。

　　而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乡土文学发生的难度首先就在于：没有了古典家园感，也就可能没有了乡土文学。市场化生活风格对乡村古朴的破坏同样是一种失去家园的情景，本来乡土文学同样可以表达某种失去家园的人性同情，但却几乎没有发生这样的描写，相反，对乡村的表达常常是对市场化经济进程的呼应。乡土文学的审美意趣本来与古典式淳朴家园生活唇齿相依，与市场化的喧嚣和欲望并不一致，因此，市场化时代的中国不易产生纯正的乡土文学的家园意趣。这样的看法来源于承认中国乡土文学与一般乡村生活描写有重要区别：中国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试图保留古典生活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中特有的乡土中国形象，因此，它就有与古典意识相应的文化标志、书写内容、主题意向、风格情趣，并不可以对其任意改变、扭曲、延伸，而家园品质是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家园意识去看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就成为古典时代人伦社会加田园生活理想的现代表现，而这是市场化的中国正在不断毁坏且匮乏的资源。古典时代的主流生活与田园意识紧密相关，现代的乡土文学主要吸收了仍在延续的古典生活资源，是田园意识的一种现代演变，由此，乡土文学的核心意识也就凝聚着古老中国的人伦文化和田园文化。

　　这样的乡土文学价值及其意义的发生与延续，首先在于它与历史叠合的立场：它发生在现代性与古典性相交之时而形成了它的风格和内容，那么，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能否发生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由于乡土文学意趣含有田园想象，是中国古典文化与审美观念的一种现代变化，其中的乡村情景注定与我们置身的市场化时代相隔遥远，却与农耕时代的古典文明水乳交融。

　　古典意趣形成田园想象是乡土文学的重要特质。一方面，农耕的人伦文化与田园想象共同构成了乡土文学中的诗性智慧和田园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中国文学中的古典意识形态：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乡村和田园的审美情景，一直是一种致用化和人伦化的有序存在，乡村的混乱和自然的荒蛮都构不成审美情趣和田园想象。另一方面，在古典传统中，中国人对乡土的认知情感充满亲和熟悉的感受，而不是骚乱与躁动的意识。乡村是家园，家园有人家、有田园、有宁静，而不是混乱、喧嚣、荒芜的土地。土地是故土，乡土是联系邻里的风俗人情，也是亲切流畅的生活方式，是祖祖辈辈流传的淳朴乡情和安静田园。

　　于是，从处于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古典传统出发，市场化中国的文学情境恰好缺乏乡土文学所突出的与田园想象相关的价值：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倾向的文学形态，它是以西方文明和文化为标志的现代性去反顾中国古典生活中可珍惜的家园品质，试图返回古朴和谐的中国田园式平静生活，以对抗和挽救现代化过程中所携带的喧嚣与混乱，并由此形成其特有的审美风格。

　　这样，乡土文学以保持在现代进程中的古典式乡土生活和古典文人社会理想为依据，其中的文化经验和审美感受仍然延续着古典传统。实际上，乡土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文学表现和民间生活重述，它借用乡土的民间内容，重述了中国古典文人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其中的乡土风情、社会理想和审美情感，逐渐成为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和归园隐居意识的现代表现。

　　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当田园生活理想和古典人伦形态流逝，乡土文学自然无所依附。随着市场化时代中国乡村生活和乡村意识的变迁，乡土文学中的古典家园意识逐渐模糊，这造成了对中国乡土文学的任意理解，使乡土文学产生了不确定性，也消解了乡土文学的真实意义，从而可能使乡土文学与一般乡村文学没有了区别，甚至可能与某种城市文学相混淆，例如，极端的表现有与在城里生活的打工者文学相混淆。

　　同时，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乡土文学的延续过程是一个不断衰微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影响也一直延伸进市场化时代中国的乡土文学中。从最初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到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群体性、潮流性和有主流倾向性的写作变成了少数作家个人的孤独叙事，到了1949年以后，政治与乡土联姻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而1990年代以后，已经很难发现乡土文学的明确审美倾向，乡土文学已经在政治革命文学和经济乡村文学的夹缝中被模糊化。

　　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学的文化身份和叙事品质一直被不断改造和借用，被贯注于乡土文学中的家园意趣和审美意识也被不断疏离，其文学倾向已远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格调与主题倾向。除了孙犁、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的作品，大多作品已不复有亲近乡村和土地而又试图寻找现代人性的矛盾性情怀。

　　到了市场化时代的中国，乡土文学的衰变更加严重，一些文学作品不论是写历史的乡村情景的，还是写市场化时代乡村情景的，虽有泥土气息和乡村情调，但更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些任意甚至偏狭的生存意识和乡村意识，例如底层粗鄙、变态人性、畸形痛苦、极度欲望、狠毒斗争等，这与最初乡土文学的古典田园文明和人性同情意识大不一致。一些以乡村情景为叙事资源的作家，将一般的乡村描写或者乡土意识与乡土文学混淆，以至于乡土文学可以成为以乡村为背景的任意表述，并将其扩张为乡土中国形象。

　　四

　　确定市场化时代的中国乡土文学内容的同时，不能不同时去确立新的乡土文学的审美特质。一些作家似乎很少意识到，乡土文学的审美形态与表现内容应该是一体化的，乡土文学的情趣和乡土中国的品质也应该是融合为一的。

　　由于市场化时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审美风格、倾向、方向不确定，仅仅凭其杂乱的乡村描写及其自我认定，乡土文学的风格让人迷惑。被作者自我命名或者被批评者命名的乡土文学作品大都自立门户、杂乱不一，并不顾及中国乡土文学曾经有过的、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内涵，常常误将不具备乡土文学审美气质的乡村生活描写当做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的审美气质有古典性来源，而在市场化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古典性来源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与人伦化、田园化的家园意识有关，乡土文学中的审美情景也往往是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所以，在20世纪之初的乡土文学世界里，现代人的生存被寄托于一个古典世界里，现代文明和审美意识被古典式的乡土生活所吸附，古典时代和农耕社会的耕读传家、怡情养性、寄情山水、适意田园以及教化的、人伦的、实用的家园聚居意识，都被乡土文学中的乡村世界妥帖安放，例如像郁达夫的《迟桂花》和沈从文的《边城》中的情景那样。

　　乡土文学这样的意趣也是与其描写内容相一致的，乡土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的一些作品，不专事乡村欲望和苦难，其乡土文学意趣在对欲望和苦难淡化的情境中发生，表达人的淳朴和生活的平静，表达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的生活，一般不包含残酷的争斗，即使在乡土文学发生的早期，像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也多半是一种淡淡的哀愁，没有什么畸形、变态、欲望、争斗的情景。

　　但在市场化中国的乡村描写中，古老的恋土守土情结伴随着中国乡村的淳朴一起被打破，乡村被狂乱地卷入市场化所标志的现代进程中，农民对于乡村的厌恶强烈深刻，离开乡村的渴望触目惊心。在孙惠芬的《褐马山庄》、毕飞宇的《玉米》、李佩甫的《城的灯》那样的乡村叙事中，乡村生命充满了躁动不安，贪婪财富与推动乡村现代化、破坏人性与创造生命被混淆起来而高唱颂歌，走出乡村去挣钱几乎成了市场化中国的乡村宗教。乡村人渴望像城里人那样去挣钱，他们不再恋土守土，而是充满欲望地离开乡土，去满足一种陌生的生活憧憬，即使那些留在乡村的人也充满了欲望的躁动。为了不再是个农民，他们常常轻易付出了似乎正当的代价：扭曲人性、背叛情义、丧失尊严。

　　更让我们惊异悚然的是，许多与乡村有关的叙事以乡土文学为名，扬帆鼓起在市场化时代风行的欲望和利益向我们驶来，让乡土文学成为纠结丑恶和苦难、权术和盘算的风水宝地。中国传统中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市场化中国的生存意识形成了新形象，它们常常借乡土文学形式和民间话语名义来映射，在乡村生活和乡村社会中表现权术阴谋、利益争夺等。

　　这样的文学中遍布着城市争斗向乡村搬移、官场权术向民间搬移的情景，类似的内容在城市欲望叙事中也泛滥横溢，把这样一些内容换个乡村背景进行表现，再加些民间风情，便可老汤换新药，让人耳目一新。像刘震云、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的一些作品，在一种对历史进行民间化重述的过程中，展现了权力支配下农民的窘境、贫困中的沦丧、乡村生活中的私欲和丑恶、民间黑暗肆虐无忌、人性向畸形和邪恶变异等等，这样的描写不论可以被怎样美誉，都不能够再将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些作品与纯正的乡土文学所包含的生存意识并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中国乡土文学能具有特定主题意味和风格品质，是因为它的审美情趣暗含着特有的生存方式。作为20世纪之初古典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发生演变而直接产生的现象，乡土文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生存意识的变化。中国乡土文学之所以不会产生在单纯的古典时代，也不会产生在纯粹的现代化之时，就是因为它在中国人的古典生存意识与现代生存方式发生撞击的时刻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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