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讽”，乃“现代虚无主义”精神在都市空间的弥漫和对“真理”的吁求。它以超越任何一种形式的价值设定构成了“存在”和“意义”，在对真的考炼中表达犹疑与颓废。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早已揭示：反讽，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它既是文化教养在当代的突出展现，亦是“玩世作风”在现代人精神领域中的蔓延。悟道反讽，即获精神的清明空灵，成为个体与文明重生的契机。对这一范畴的广泛关注，无形中化解了“价值”与“存在”、“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人的精神苦痛，以及“科学”、“知识”、“成见”和非理性的文化冲动本身对人类生存的精神根基造成的破坏。

　　关键词：反讽；辩证法；文化表现

　　“反讽”，就是悖论。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它的内涵业已超越了中国传统文论所言的“美刺”（《毛诗序》）范畴，而具有了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中所言的“逻辑之美”、“善于处世的美德”、“无限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情绪”等内涵。从根源上讲，“反讽”是“现代虚无主义”精神在都市空间的弥漫，以及对“真理”的吁求。①它以单纯而内涵丰富的价值设计来构成“存在”与“意义”。这既是对真理的怀疑，亦无形中构成了对真理的考炼；既是“文化教养”在当代的突出展现、某种“存在的艺术”，亦是“玩世作风”在人们精神领域中的蔓延。

　　作为古老的诗学范畴，“反讽”自古希腊哲人睿智潇洒的做派与思想的巨著当中就得以确立；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与“比兴”的诗教传统纠葛在一起。汉代郑玄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大师注》）正是在中国古代“讽谏”的政治语用实践中，“比兴”获得了自身的意义臣下以曲折之言、“美刺”于君的过程。因此，“讽刺”是与“赞美”、“颂扬”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策略性”行为。②《文心雕龙》虽承认“讽刺”的地位，并高度评价《离骚》、《诗经》的讽喻功能，却依然因其不符“中和之音”而被轻置。“讽刺”、“反讽”只有旨在“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定势》）中被使用时，才是有价值的。其原因大概是：“讽刺”并不合乎“风清骨俊”的美学标准，并不是整饬、挺拔、端直、高尚的结文方式。“反讽”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显得过于诡谲狡黠，无法与“思里为妙，神与物游”、“志气统其关键”（《文心雕龙·神思》）的境界相提并论！

　　“反讽”在被“德国浪漫派”领袖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存在主义诗哲克尔凯郭尔深刻阐发后，获得了全新的现代意义。但倘若从人类生存的宏观、有机生活视界中看视，对“反讽”的认知却并不能仅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的概述上，亦不能仅局限于对西方反讽“诗学历史”的缕述上，而更应是一种整体世界观和思想意识的自然表露，一种造化而成的历史情态。本文套用席勒“两种讽刺”的思想，分析它作为一种“文化深层潜意识”的实现，进而指出：“反讽”，表达了人与自然相隔膜的精神苦闷。它是文明人精神世界独立的象征，体现了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作为一种“情态”，从历史的纵深层次上描述了文化生态嬗变的历程。因此，“反讽”并非黑格尔所误解的“神通广大的滑稽态度”和“玩弄现实的智巧”③，有时竟是“优美的心灵”直接的体现、“理想的天性”的“宁静状态”④。它并非温和练达的处世态度，即便是激情的反讽也是一种天性的流露、一种浪漫精神带来的宽阔胸怀。但这种“清醒的怀疑精神”却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我们把它从古典修辞学的观念神坛上牵引下来，让它走向历史与文化的实存，并把存在于主体的“本我”与“自我”之间的悖立、世界“表象”与“意志”的偏移、“语言”与“言语”之间的断裂，作为一种辩证、交集的过程，来加以理解。

　　一“反讽”在当代文化中的显现及其意义

　　在当今文化的语境中，“现代虚无主义”精神现状屡被学者们广泛征引与批判。在知识的分类与爆炸式增长、科技的日新月异、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今天，人类生活确实陷于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挑战之中。人们对自身生存的危机意识和因之导致的“文化自觉”从未像当下这样迫切。思想家阿尔伯特·施韦泽认为：“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态度。”⑤然而，知识以及学科的分化，从某种程度上更意味着对“自然”这一伟大作品的解剖。无论意大利学者维柯、欧洲浪漫文学的“精神之父”卢梭，还是中国的古圣先贤老子、庄子、列子，无一不曾认为：“知识‘乃人类的’原罪”之一。人的理性追求、聪明智巧不但保证不了社会、国家、族群内部的长治久安，且更无从穷尽真理及其存在。因此，“现代虚无主义”文化现状不仅因缘于超感性信仰体系的崩塌所带来的精神空洞，且更是“知识”与“理性”、“价值”与“存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互剥离、相互对立的生存困境本身的写照。

　　但古往今来，“虚无主义”都遭受了不甚公正的待遇。它逐渐沦为一种学术的游戏，而这种游戏并没有始终如席勒所期待的保持着“诗的特性”，而是成为布尔迪厄所发现的权力场域里被踢来踢去的筹码。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文化启蒙到文化研究，思想者们争先恐后地借助对“虚无主义”的激烈批判来完成某种自我的塑形与定义超越世俗的精神形象的完成，高贵与纯粹的真实内涵。“虚无主义”在主体性的确立中被一次次打倒，又在追求“主体间性”中被一次次虚幻地挺立。前者意味着“价值”对“意义”的粗暴置换以及“价值崇拜”的逻辑：“由于存在被尊为一种价值，它也就被贬降为一个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了。只要存在一般地被评价并从而被尊奉，则存在本身先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之尊严。”⑥“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虚无主义否定了真实的世界、存在和神圣的思维方式。”⑦这种文化悲观主义情绪在重申着虚无主义对现代人造成的精神和生存困境中，走向自我的救赎。而后者则在寻求“差异性”实存之于意义的意义：媒介与传播的视野，架空了平面传媒创造的文学神话，哈贝马斯对人交往属性的发现揭示了一切意义生产的现实性，各种理论、流派、学派的风起云涌提示着人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在这里，“虚无主义”仿佛被人们忘却，但又像幽灵一般与人们鼓噪的足迹如影相随。

　　作为“现代虚无主义”文化情状的主要特征，“反讽”总是预先假定：坚实、稳固、崇高的真理（“真、善、美”之合理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它自身在构成“虚无主义”的同时，又在个体的实践中瓦解了这一意图。它以暗合“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规律的方式来实现恰到好处的“自贬”，在含蓄的铺陈中温和地表达无伤大雅的戏谑，又在宠辱不惊地暗示着内在的跌宕起伏，于合乎逻辑的铺陈中显示着某种矛盾与悖论。“反讽”的出场，在最深层意义上化解了“价值”与“存在”、“知识抽象”与“生活具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它期待着成为“真、善、美”本身，含蓄而又热烈地吁求着“真”与“真理”，是文化与教养在当下的丰富演绎。

　　但“反讽”的精神在呈现为一种人生态度、生命气质和个性特征的同时，也描述了历史的矛盾、滑稽与内在的荒诞。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成为热点话题，恰恰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80后”为主体的当代年轻人甘以“小时代”自居、甘以“小人物”为荣？为何他们能够在光明正大地追逐“物质”的过程中享受到“创造力”的快感、实现了生命的价值？他们又是怎样理解“独立”和“尊严”的？在学院派急于给出单纯的褒奖或批判之声时，我们恰恰忽视了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即语境的、历史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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