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费瑟斯通说过，“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身体，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它是古典的身体的对立面，古典的身体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身体。”[1]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创造了父亲这一古典的身体与母亲的物质身体的对比表现了在现实环境中不同人群对于消费欲望的反应，其中暗含了作者对传统精神的倡导。

　　3、祖先：传统文化的坚守者

　　祖先身上包含了中国历代历史经验中积累的传统文化的要素。他从森林中走出来希望拯救在物欲世界之下失去依靠的孩子，希望能够唤醒人们的精神觉醒，但是他在与以货郎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文化的斗争中失败了，并且最终被被物欲蒙蔽了双眼的目前用镰刀砍死，体现了在商品社会之下传统文化的丧失，和人们精神文化境界的衰微。这部分我将在第二部分的第二小节中继续谈到。

　　4、我：文化蒙昧状态下对传统的直觉好感

　　“我”与父亲、母亲不同，“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像成年人那样的理性判断和价值思考，也没有像祖先那样的文化沉淀的基质，因此“我”对于两种文化的选择表现了人类原始经验中对于传统的直觉好感。

　　当母亲在忙碌而贪婪地在货郎的担子里寻找商品时，“我”意识到了母亲的遥远，感受到被遗弃的恐惧，这是一个孩子对商品时代对人性的扭曲和欲望的呈现的一种先验性的体验。在我的哭声唤醒祖先的时候，我在他的怀抱里感到“一切都变得令人心安和难以拒绝”，“我的嘴唇微微张开，发出呀呀的轻微声响，接受了这仿佛是杂草丛生的胸膛”，而与此同时成年人对祖先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怪物，一个可能摧毁我们村庄的一个怪物。儿童与生俱来的原生经验形成了一种预知式和智慧化的判断，“我”选择了对传统的接受。但是祖先在第二次来的时候，被母亲用镰刀砍死了，“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像个被吓疯了的孩子，口水常常从嘴角流出，不说话也不笑，喜欢望着森林发呆”，我怀念着我的祖先，并且对当今人们对传统的残暴的杀戮不能理解。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过，“（艺术）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2]作者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揭示了在商品文化时代下人们的异化和对于传统的回归的两种选择，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注，对人们的存在手段的探求。

　　二、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峙

　　《祖先》小说中通过塑造两个具有极端代表性的人物，表现了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峙，其中卖货郎是商品消费的象征，祖先是传统精神的代表。

　　1、卖货郎：商品消费的象征

　　卖货郎摇着拨浪鼓走进了我们的乡村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吹响了号角，开始通过价值交换来瓦解传统的乡村文明。原始的村庄结构是封闭、闭塞的，“四周的山林使他们无法看到远处，距离对他们而言成了简单的吆喝，声音能使村庄缩小成一个家庭”，但是在货郎到来之后，“天空宽阔起来，一望无际的远处让我的父辈们看得心里发虚”—这体现了在商品经济文化发展之下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但是也给人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空虚感和紧张感。货郎的到来，不仅满足了一些人们的物质欲望，而且唤醒了他们的身体欲望，“她们臀部结实的肉绷紧了裤子”，“（手里）的肉正一鼓一鼓的试图涌出来”，而货郎甚至公然在父亲面前勾引了母亲，母亲也在货郎的引诱下踏上了货郎离去的道路，在商品经济之下，价值的衡量标准开始变成明码标价的，人的身体受着物欲社会的蛊惑，沉浸在虚无的身体狂欢之中，失去了原始善意正直的传统。而货郎与祖先之间的对决，直接激化了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他是“最先表达自己勇敢的人”，并且在祖先将要进入森林的时候挡住了他的去路，展开了一场决斗。货郎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代言人，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形成与传统之间势不两立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毅然决然地冲到第一线与祖先进行决斗的原因。而在商量应付祖先的策略的时候，他表态“我是知道里面的路”，“我生来胆子就大”，体现了货郎代表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一批“胆子大”的人冲破了传统思想，冲破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束缚，走到了森林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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