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将“致”释为“穷极”，“知”释为“识”，即知识，“致知”就是“穷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将“格物”训解为“格”释为“至”，“物”释为“事”，“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即物穷理”。致知的方法在于格物，朱熹认为，人心之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要达到吾心之知，天下之理，就要通过格物，而格物就是要“即物穷理”，即到具体事物上去考察，探寻每一事物的内在规律并把事物之理推到极至。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以外物为中介以求得人心中天然之理，是由外而内的“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渐修的君子之路。王阳明对此进行了不一样的解读：

　　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大学问）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大学问）

　　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是乃天合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大学问）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大学问）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传习录）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王阳明全集）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知正。（传习录）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岂有内外之分哉？理一而已。（传习录）

　　致良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传习录）

　　王阳明将“致”释为“至”，“知”释“良知”，“致知”就是“致良知”。他认为良知是天命之性、是心之本体，人人具有，个个自足，它本身具有知善知恶的功能，致良知就是致吾内在之良知到事事物物上。“格”释“正”，“物”释“事”，是意之所在，“格物”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知正”。王阳明说，我不来看此花时，此花不存在，我看此花，此花就鲜艳起来了，是心赋予了这个宇宙予意义，心外无理，吾心即是宇宙，这个“心”相当于佛家所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其本身是无善无恶的，意念发动之后生起善恶，格物就是正心之不正，用佛家的话说就是“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正心推广吾心之内在良知于事事物物，是由内向外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顿悟过程。

　　无论是朱熹外向内的渐修过程还是王阳明内向外的顿悟，他们的归旨都是在对人心的认识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并达到至善的境界。

　　综上，《大学》作为儒家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其通过君子之意、君子之性、君子之径构建了一套有体系的君子观，即君子意为“慎独者”，君子有别于小人，君子慎乎内在之本，慎乎内在的起心动念，诚于中而形于外；“明明德”是君子之性，君子顺应天地，自觉、觉他，明明德是君子自觉、觉他的的形上基础；“格物致知”是君子之学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为通向君子、圣人之路提供了可能性，其归旨于至善境界。洞察《大学》的君子观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物质十分充裕的今天，精神的追求是必然的产物，君子这一完美的人格将不再是人们所鄙夷的一个词语，已经走下神坛的它虽然走在回归神坛的路上，但它将永远不能被作为完美的人格神来供奉，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已具有作为君子的道德标准，虽然君子只是一个理想，当这种作为信仰的理想在思想里变得神圣，我相信我们并不会离理想太远。

　　参考文献：

　　[1]赵卫东.朱王《大学》辨[J].齐鲁文化研究总第四辑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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