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对后殖民理论或追捧或声讨的一片喧哗中，中国后殖民批评正式出场了，经济学论文其标志就是“中华性”命题的提出。1994年，张法等人联名发表《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一文，认为中华性完全可以解决文化建构中的民族性问题，“中华性”意味着多角度的审视，其中特别是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⑦现在看来，张法等人提出的所谓“中华性”命题，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话语中体现出一种明显的“西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看上去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实质上是以建构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性来重构一个新的中心。不难发现，后殖民理论成为了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这一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立场与西方后殖民理论几乎南辕北辙。首先，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变异，其实就是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西方的Post-Colonialism在转化变异成中国的“后殖民理论”或者“后殖民话语”的过程中，其内涵受到了中国的特定语境的改造，衍生出新的意义，而其真正的面目却在有意无意中被遮蔽了。其次，后殖民话语出现其实是试图改变知识界面对社会急剧变化的失语状态。过犹不及的是，后殖民话语还试图在摒弃现代启蒙话语的同时，又肩负起如何对抗西方中心，建构中国本土文化，形成后殖民时代中国版批评理论的重任。“中华性”的提出就是把这一意图及其焦虑推到了极致。

　　1994年9月，王宁发表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一文，标志着后殖民理论在中国逐步深化，这是中国知识界首次较为全面的掌握后殖民理论的一种努力。王宁把后殖民理论视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终结后，西方思想界处于多元共生语境下一股新兴的思潮。文章引述了斯皮瓦克的理论话语并着重指出，后殖民理论继承于解构主义并且致力于“真理是如何被构建的，而不是对谬误的揭露。”⑧1995年，陆建德发表《流亡者的家园——爱德华·赛义德的世界主义》一文，这是当时比较少见的具有深度的批评文章。陆建德揭示出隐藏在赛义德自身流亡身份精神深处与流散书写风格下的西方中心意象，这表现了赛义德在其著作忽略了不少西方著名文学作品中不利于东方主义理论框架建构的内容，蓄意淡化历史上东方和西方内部各民族因为文化的冲突而导致的残酷纷争。

　　在这一阶段，中国后殖民批评的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意识。王宏图剖析了文学界对诺贝尔奖的向往中表露出的无奈、焦虑与自卑情结。杨乃乔也撰文批评新时期文艺理论繁荣的虚假色彩，潜藏着一种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心理危机，“反思新时期文艺理论，西方理论在中国大陆设置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为当代文艺理论的运作投下了一个难以逃避的文化阴影。这一文化阴影本身就暗示着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明，东方文化是一种弱势文明。”⑨

　　邵建在《谈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一文中指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无根的批评，因为“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没有自己的理论之根，中国只有后殖民批评却没有后殖民理论，因而只能套拟他者的知识，运作于自己的话语实践批评。”⑩然而，如果按照邵建的这一观点，那么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学人热烈讨论的后殖民理论中国语境化的必要性，任何对西方理论的挪用，都是一种向西方展示东方他性的行为。

　　三、第三阶段（1997年～）：后殖民理论的纵深发展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摆脱浮躁与情绪化，走向富有建设性的学术研究，以更加客观和富有理性的心态去探讨后殖民理论的价值和局限，后殖民理论的中国话语逐渐走向视角的多元化、思考的理性化与研究的深入化。在中国后殖民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有王宁、杨乃乔、罗钢、刘象愚、张京媛、盛宁、王岳川、徐贲、陶东风等人。

　　在中国后殖民批评开展的初期，由于缺乏对后殖民理论原著的准确把握而出现一些理论上的偏颇之处。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谢少波等翻译的《赛义德自选集》，三联书店出版了王宇根翻译的赛义德的《东方学》。这些译著促进了中国学者对这一理论精髓的理解。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思想资源得到极大的扩展以后，研究的视界和方法也随之向纵深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赛义德之外的其他理论家，王宁梳理出斯皮瓦克的理论的发展的独特之处，刘象愚分析了法农与后殖民理论的内在关联。

　　同样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学术界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梳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刘康、金衡山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一文勾勒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探讨了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框架剖析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的价值与偏颇之处。丰林的《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一文探讨了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出场背景，指出中国学界的后殖民批评主题是对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意识的解构。陈厚诚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进行了较准确的宏观把握。王岳川的《后殖民主义播撒与当代中国思想回应》一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剖析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激起的不同回响，厘定了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形态。这几篇文章加强了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的系统性，对于把握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继续走向深入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从文化语境看，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学界再度面临文化的转型。中国学界从反传统的轨道上快速转换到质疑西方的道路上，从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转入轻薄的现实主义。这种转型，对整个文化环境而言，则是一种新的中国问题意识的兴起。然而，与此同时，一种全球文化主义的主张，一种鼓舞中国走向世界并寻求国际对话的呼声也相应而起。在这两种主要的文化倾向下，中国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就摆荡于走向世界还是重返家园的诉求之间。在这两轴之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面对后殖民理论的两种基本心态：一种是急于介入全球语境的边缘心理，一种则是中国民族身份的认同焦虑。

　　由此看来，介入国际对话语境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审视一个已经西化的中国语境问题。罗钢就指出：“无论是蒙田、伏尔泰眼中的中国，还是笛福眼中的中国，都与一种历史真实存在的中国相去甚远，都不过是欧洲人的一种虚构。欧洲人用这种虚构的、文化上的他者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存在。用赛义德的话说，这些不同面目的中国都是为了西方而设置的，是不同时期西方的利益、欲望、价值的投射，作为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輥？輯？訛赛义德其实是一直将中国视为远东最“远”的图像，处于其想象的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存在的理由只是为了批判东方主义及凸显中东与远东的差异。因此，在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一个如何为外来理论定位的问题。

　　于是我们发现，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与接纳，中国学者首先关切的是，如何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比较中，找出一种具有正确立场的阅读位置，先对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化验身，而后在阅读后殖民理论之余，试图找寻可以为中国所用的操用价值。杨乃乔的一篇论文就指出，“由于后殖民理论在东西方文化及文学批评空间呈现出当下性，且有着重要的操用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思潮崛起的理论背景投入准确的阅读，以便恰如其分的选择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参与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理论批评。”？輥？輰？訛在杨乃乔看来，这种首先应该盘问立场的身份识别，是当下中国汉语语境下许多急切操用后殖民话语，并用其指向文化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者们所忽视的。这种通过血缘鉴定来审视后殖民理论的心态，当然也未必被中国其他知识分子所接受，陶东风就指出：“后殖民理论经常被等同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輥？輱？訛这就表明，中国式后殖民批评话语的操作者离真正的后现代精神还相距甚远，同时也告诉我们，一种在西方第一世界原本激进的学术理论话语在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时，很可能会丧失其原有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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