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早期，个人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践中服从于一个共同的规则，继而形成习惯，不久便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一-公共权力，即国家。"[6]211"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5]69，表现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权力机构，又是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社会公共事务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加丰富和复杂。国家在协调社会阶级之间关系和实施政治统治职能时，也必然承担起管理大量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国家的职能"既包含由一切社会的性质所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含由各种特殊的因政府与人民大众互相对立而起的职能"[7]。国家对社会管理职能的基础，就是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通常集中地表现为国家权力）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而产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旨在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某些公共性需求的一般社会管理，从本源上来说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工具。社会需要一种"特殊公共权力"来维持秩序，国家作为调和社会矛盾的第三种力量凌驾于社会和各阶级之上。随着社会自我管理体系和自我调节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包括拥有自身行为规则和自律结构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联结国家和个人的一系列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自组织发展等在内的社会自主性增强，国家调和的权力、能力、权威等方面进行自我限制，社会职能扩大，政治职能萎缩，"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将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6]631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8]413

　　马克思也注意到，公共权力完全回归社会还需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公共权力作为社会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其权力的配置结构与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运行的状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公共权力的政治性质已经部分地消亡但还没有完全消亡。公共权力不再单独属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或社会上的某一阶级或阶层，公民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获得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分工和教育程度的限制，公民在担任公职、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还会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公共权力还要保护共同利益，防止谋取不正当利益腐蚀公共权力的行为，发展经济和文化。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对公共权力的性质、分配、行使都产生影响。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不能充分维护公共利益和完全自觉控制社会运行，这时候委托给国家的管理权还不能全部收回而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利益调和的统筹兼顾、社会科学生产的合理规划和社会各项生活的和谐发展，都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并进行适当调控。

　　在从社会秩序建构角度确定社会与国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确立了二者的对立与互动关系以及社会对于国家的本原性意义，明确公共权力的真实基础和制约原动力。马克思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历史上的国家都受到所有权的制约，在深层次上受到现实社会过程的制约，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41-42国家与社会紧密相连，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国家作为社会存在的产物，虽然表面上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但它"必须处于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织体系和矛盾运动之中"[9]。因此，国家的活动及其权力的使用不能是任意的，必须加强自律机制建设，约束与规范公权力，规避公共权力私有化、部门化，防止权力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制度化、权力使用交易化等权力异化的现象，以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为最终目标，以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竞争机会和上升通道，自觉地运用合法性与规范性的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的运行提供一个良好外部环境的有效秩序供给、充分地消化吸收社会诉求并适时转换成理性的政策输出。

　　三、人类自由解放的社会趋向与国家目标--以人为本的主体性诠释

　　社会与国家不仅是研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的话题，而且与人类的根本价值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以人类解放为理论旨趣和终极价值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体现对人性的态度，"旨在批判和揭示异化，观念和行为的投射"，"直抵活生生的人的基本实在，而这种实在是通过活生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他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规定的。"[10]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概念，却更是对社会化了的人类充满希望"[11]，是对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的自然延伸。

　　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结成相互关系的个人，不仅成为马克思探究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也是最终指向目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5]71，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组织中的活生生的、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有着各种需要并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5]29。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人与政治人多重身份的复合体，"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29。毫无疑问，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的主体性或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社会与国家的核心内容，国家与社会应当慎之又慎地选择以人为对象的、定位于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公共政策与管理方式。

　　社会与国家对个人的福利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义务，帮助个人通过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增进幸福快乐的主体性满足，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追求。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强大的国家权力垄断了一切，导致了对人的个性自由的泯灭。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对立却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分裂与异化，压抑与掣肘人性的自由健康发展。要真正地实现人的解放，首先必须解除政治对人的束缚，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由此，必须建立一种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119这种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国家与社会就才有可能真正融合和统一而指向和谐的同步均衡发展。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12]。马克思坚持了人的社会本质，也注重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坚持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德智体美劳的教育目标、"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等都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长远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只有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福利置于社会与国家的宏观目标和远景规划，为个人活动空间和个人创造力提供以宽松自由和团结活泼为主题的社会环境、以制度公平和激励机制为指向目标的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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