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长篇中，人物之间的性观念是矛盾的：既有保持本村人的声誉而不愿占有就要出嫁的自愿献身的姑娘，也有为了性爱而不顾一切的情人，还有换妻与共妻的行为；他们满嘴脏话，可在谈到那个梦寐以求的性活动时，却立刻变得“文明”起来，改称“做那个啥”。在这些展示中，曹乃谦并没有试图去导向，他只是将人物的痛苦如实展示。李锐也是力图让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从他的字里行间能读出一种被过滤和筛选的痕迹，这种过滤和筛选在阿城那里更加明显。《棋王》与《遍地风流》都能明确地感受到文化人的眼光投射。在沈从文那里，这种过滤就更是有意而为之，《边城》的“词不达意”的痛苦正好与他要表达的追求中的困惑相得益彰。汪曾祺过滤最少，在短篇《陈小手》落款处写着“1983年8月1日急就”，但他主要是讲故事，而不是启蒙。

　　曹乃谦自我引退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比较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和长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可以看到前者大多是第一人称叙述，以一个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颇有一点中学生写记叙文的“风范”。第一人称掩盖了更深广的视角，人物与事件被“我”过滤了。而在长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中，完全是第三人称叙述，人物和事件突出到前台，独立而又连贯的单个故事不断叠加起惊心动魄的关于“食”、“色”故事。作者不再像前者那样时时出来表达心理活动，而是完全淹没在人物与故事中，不是去引导人物和事件，恰恰是被它所牵引。

　　当然，作家与自己描写的对象不可能没有距离，他必须保持一种对对象的穿透，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外位性”。嘲

　　因此杨新雨在《序·文学的力量——我读曹乃谦的小说》中说：“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是写不出乡巴佬的，要写乡巴佬，至多只能做个半吊子乡巴佬，同时还得整个一个真正的文人，这后一点永远是最重要的。”

　　在回答其“创作最关心的问题”时曹乃谦说：“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样活着的。”

　　在维护雁北农民的原生态上，曹乃谦几乎达到了“虔诚”的态度，反映在艺术形态上就是：“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夜会上卖的泥人一样简单。”“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返朴’。”

　　“脏话”的进入：语言的使用与作家和农民的

　　心灵距离之关联

　　在马悦然提到的几个作家中，李锐、曹乃谦、阿城都直接将生活中的脏话纳入作品。生活中的脏话如何进入作品、要不要过滤也能体现作家与农民的心灵距离。让农民在作品中说话，自我表演是维护他们原生态的方式之一。巴赫金认为说：“像我国那种脏字成串的成套骂人话（包括各式各样的变体在内），或者像‘去你个……’之类的说法，就是按照怪诞方式贬低被骂者，以及把它发落到绝对地形而下学的身体下层去，发落到生育、生殖器官部位，即肉体墓穴（或肉体地狱）中去，让它归于消灭而再生。但是，在现代的骂人话中，这种正反同体性的再生含义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否定、十足的下流和辱骂”。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在最底层保持了远古时代的风土人情、是最少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话，上述作家在尊重描写对象的同时连生活的“根”也同时呈现，于是，阿城把脏话纳入作品与他本人“寻根”的文化追求正是“共谋”的。但是，现在“流行”的下半身写作以及于坚《第一课：“爱巢”》等诗歌中的“脏话”进入却是一种试图剥下现代文明罩衣的努力，它本身是立足于现代文明的一种向“原始（原生态）”的一种回望，是一种“雅人”的“雅话”，带有小资的姿态，与曹乃谦、李锐等呵护农民的原生态是有区别的，与对下层人民的心灵距离无关。

　　郜元宝认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变成‘文革’语言的刻意展览”：“你必须生活在传统中，深切地感受其复杂关联，否则语言与人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讲，曹乃谦更好地做到了语言与人物的合一，因为相比之下，其他人都是有理论支撑或思想导向的，曹乃谦不是没有，而是几乎淡出他的笔墨，给人的感觉近乎是他想要追求什么美学理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而不是刻意而为之。因此在他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村庄》的封面“腰带”上，他说：“谁能看懂，谁就是我的知音。”“曹乃谦拒绝给他的小说中的方言加注释，他说：‘聪明人自会猜出那意思，看不懂的拉倒。’”“从文学的意义上，方言其实不可翻译。”“因此曹乃谦使用全套方言土话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是生活中的语调，而非书面的语调；是生活中的味道，而非书面语言的味道；又有古意，是民间的语言化石。”实际上，当代小说的语言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没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言那样在百年来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变革。而且这一切是首先在文学内完成的。”从郭沫若的顺口溜，到“杨朔模式”，以至“梨花体”的论争，“其面临的表层问题是文学语言的不够，深层问题却是话语方式的改变，亦即母语感、母语思维的缺失。”曹乃谦能得到马悦然的赏识，或许正是因为他纯天然的、未经过理论和他国思维污染的汉语思维。拉丁美洲的“文学大爆炸”，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看重曹乃谦的走向，这种走向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中震动了我。

　　结语：“复调”、“独白”与民主意识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讨论关于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时用了“复调”的概念。巴赫金分析、比较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不同特点，认为托尔斯泰《三死》“是多层次的，但它既没有复调，也没有‘对位’（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这里只有一个认识主体，而其他一切都是这个主体的认识客体”；“它们的声音有时几乎与作者的声音融合在一起”；“都是写进长篇小说的独白型整体的”。

　　与之相反，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大型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把任何比较重要的东西置于自己主要主人公的意识之外，它总是让这些主人公同进入他的小说世界的一切重要的东西发生对话性的接触。一部小说中所显示的每一个属于他人的‘真理’，都一定被纳入小说所有其他主要主人公的对话性视野”；“在处理重要的思想内容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为自己保留优势，它只是出于进行叙述的必要，在情节安排方面为自己保留着说明情况性质的极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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