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拼贴”

　　当代文化格局在1990年代呈现出新的样貌，保守的/激进的、商业的/精英的、嘲谑的/雅正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结构性图像并陈，体现在电影上，多文化元素常会跨界共存于一部电影中，界限模糊，不再是你死我活绝无宽待的二元对立格局，文化生活开始步入一个文化“拼贴”的时代。拼贴一词来源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意即“在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里，把物体重新进行排序和语境更新，以此来产生新的意义”[2]31。但在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拼贴”意味着文化的去深度化、碎片化和主体零散化，对其创新性基本持以否定态度，能对“拼贴”持正看取的观点并不多见。如此，以下两种关于“拼贴”的看法，可谓颇具意味。米歇尔在分析当代图像艺术时，道出了“拼贴”的核心要素地位：“一切艺术都是合成的艺术（既有文本又有形象）；一切媒介都是混合媒介，把不同语码、话语习惯、渠道、感觉和认知模式综合在一起。”[3]82而巴塞尔姆在《白雪公主》中则指出：“拼贴的要点在于不相似的事物被粘在一起，在最佳状态下，创造出一个现实。这一新现实在其最佳状态下可能是或者暗示出对它源于其中的另一现实的评论，或者，还不只这些。”[4]156

　　米歇尔的合成综合论，是对文化“拼贴”的外部特征的认同，而巴塞尔姆的新现实创造论，则介入文化“拼贴”的内核世界。徐克的新武侠电影《东方不败》系列，是文化内核的一次“拼贴”，也是文化元素对点“拼贴”的一次大胆尝试，即在主角的人生哲思故事中，拼贴进游戏性、哲学性以及言情等文化点性元素。对点“拼贴”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碰撞，为这部极具东方精神思考的影片注目了新空间。

　　1.语言拼贴和历史拼贴的游戏性

　　徐克电影素来用颠覆性来建构一个新的主体。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日月神教居然是苗人所创立，东方不败作为苗族造反领袖，被赋予了民族性关联，而由关之琳饰演的大小姐任盈盈则直接说着一口西南地区的官话。这一版的任盈盈是金庸的《笑傲江湖》翻拍以来，唯一带着方言腔的，由此，也凸显出了别样意味。

　　西南官话方言与普通话的语言拼贴，以语言的两极性对以往电影的单一语言主体进行了重构，而颠覆原著的苗族反抗史的虚构，则在历史性虚构中重新建构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体——少数族群的抗争与东方不败的神话反思。因而，在语言拼贴和历史拼贴的游戏性中，却呈现出徐克对东方精神在“全球化”世界的真实处境的深在思考。

　　2.对一个极具隐喻精神的“江湖世界”的哲学反思

　　《东方不败》电影中，日月神教前教主任我行曾言：“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对“江湖世界”的这一颇具东方伦理意味的小结其实早在金庸的侠义世界里就获取了不断的生发与演绎，徐克不过是借用角色的质朴归结为他的“江湖世界”反思启幕。如果说小说原著借曲洋和刘正风的笑傲江湖故事，以及令狐冲对江湖世界暴力伦理的追问，展示出对“江湖世界”的伦理核心以及合法性的质疑，那《东方不败》系列则将这一反思性批判推向了极致，直指笑傲江湖者的生存境遇。在影片中，令狐冲及同门的“退隐牛背山”之旅永远处于将来时，江湖世界的剑雨如影随形，不能根去，而东方不败在死亡和暴力美学中，却遭遇江湖对其盛名的不断复制。一个东方不败去了，江湖上还会出现千千万万个东方不败。电影中酷烈冷硬的江湖世界与人性的不堪一击，构成存在的悖论。人在江湖，终为江湖所驭，如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辈即便机关算尽，在江湖世界的酷烈里还是无处可逃；神功不世的东方不败，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中，向自己的复制品开战，却深陷“我是谁”的生存谬问，不能自拔。江湖永远是东方不败们的生长地，江湖也必须有一个类似于东方不败这样的绝世高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存在。人成为江湖的符号，江湖化作一个幽深暗寂的背景，“在”与“不在”则是永远无解的宿命悖论。

　　3.人物情感复杂性的深度开掘

　　徐克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极具颠覆性地给出一个“冲东恋”的故事，基于电影的场景精美、节奏明快，东方不败和令狐冲，从相遇到相知，再到诀别，其实不过几次见面，却极具情感冲击力。东方不败和令狐冲以酒道中人相遇，惺惺相惜中发出“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的感叹，到因为同门的被诛杀，令狐冲道出“我们之间只有仇恨”的宣言，爱的萌芽覆盖于仇恨的底色。影片中的东方不败是以男儿身女儿心去爱令狐冲的，对于东方，这样的爱禁忌不能直白，而令狐，则一直以为东方是女子，因为窗户中间的隔层始终无法捅破，这就给受众铺陈了一种待结果大白于天下的快感和痛感。片尾的情感冲突达到高潮，悬崖跌落，令狐冲对东方以一个“你是谁”的存在式命题问询继续纠结于自己的心究竟在哪里，而东方不败则拒绝了令狐冲的援手，反将令狐送上安全地带，留下一句“我要你永远记得我，一生内疚”，飘然坠落。情感冲突的戛然而止，受众的情感想象也由此展开。

　　总体而言，徐克借助文化“拼贴”对东方不败的人物塑造，艺术与娱乐类型混合，文化与商业的边界模糊，不仅为新武侠电影，更为中国电影开启了一条文化“拼贴”之路。

　　文化迎合中的“重写”

　　“打着武侠的旗号，用了金庸的名字，上演了言情的剧情，与琼瑶比虐，最后再来个聊斋式结局，和蒲松龄叫板。这不再是金庸的江湖，真真是基友的武侠梦，粉丝的琼瑶心。只有当你忘记了《笑傲江湖》，才会接受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之小三的诱惑》。”这是网友对于正《新笑傲江湖》的尖锐批评，而主流媒体在该剧播出后，也是批评声蜂起。以下仅罗列标题，就现一斑：《如此改编是再造经典还是糟蹋原著》（《解放日报》，2013年2月22日）、《金庸剧如何成了“全庸”剧？》（《文汇报》，2013年4月5日）、《莫把“金庸”变成“琼瑶”》（《中国艺术报》，2013年4月19日）。

　　然而，富有意趣的是，一边电视剧被受众称为“天雷滚滚”，一边这一版的东方不败，又成为2013年初剧迷的注目焦点。今年的“3.7女生节”，东方不败作为一种指代高频出现在全国部分高校的女生节表白横幅里，显而易见，她已成为高校部分男生对一种理想女性的向往，而3月清华和北大的明星辩论赛，也敏感于热点，以东方不败选择令狐冲/江湖哪一种更幸福作为辩论的主题。

　　对比199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于正版东方不败的被聚焦，虽有着自媒体聚合式传播的推力，但文化心理迎合才是这部雷剧收视攀高的重要法门。这个完全被“重写”的东方不败之所以受到大学生群体的青睐，主要是在现实领域迎合了当下年轻收视群体在理想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一种文化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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